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中央最初安排他住进钓鱼台国宾馆3号楼，钓鱼台是专门接待外国元首和重要贵宾的地方，环境幽静，一栋楼通常只住一位领导人，按说这是很高的待遇。   但陈永贵住进去之后，心里一直不踏实，后来主动提出要搬出去，毛主席也明确同意了他的请求，核心原因主要有三点，每一点都和他的出身、作风以及工作理念紧密相关。   首先，钓鱼台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农民本色格格不入，陈永贵从小在山西昔阳的土地上长大，一辈子和庄稼打交道，习惯了热闹、接地气的生活，钓鱼台里铺着厚厚的地毯，服务员悄无声息地端茶送水，平时安安静静，连个说话的人都难找到。   他在大寨时，每天和乡亲们一起扛锄头、挑扁担，农忙时满身泥土，闲下来能和老乡拉家常、聊地里的收成，这种日子让他觉得踏实，可住进钓鱼台后，他总觉得浑身不自在，每天面对的是堆在桌上的文件，没有农活可干，也没有乡亲可聊，日子过得憋闷，甚至觉得这种“清静”是一种折磨。   其次，他担心住在钓鱼台会脱离群众，失去和基层的联系，陈永贵能走到中央领导岗位，靠的是大寨的实践和基层群众的支持，他一直清楚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钓鱼台有严格的安保，大门外有武装人员值守，山西老家来的乡亲想来看他，往往进不去院门，他想出去到王府井、东安市场这类地方转转，也因为安保要求没法成行，当地官员怕出意外，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反而让他接近不了群众。   他曾跟人说，再这么住下去，早晚成了脱离实际的“无用之人”，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毛主席的理念和他的工作思路高度契合，都强调干部要深入基层、不能脱离群众。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不仅申请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处理中央事务，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跑面调研，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劳动，还明确提出要搬出钓鱼台。   毛主席接到信后，当即表示同意，还对陈永贵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这叫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你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这句话既肯定了他的工作安排，也点出了核心——干部不能住在脱离群众的地方，要始终和群众站在一起。   其实，毛主席早就有这样的想法，最初国务院安排陈永贵住钓鱼台的方案送到他那里时，他就明确表示，陈永贵是劳动人民出身，不能住钓鱼台，得让他住在群众中，这个想法后来也被记载到《毛泽东年谱》里。   1975年8月，陈永贵正式搬出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小院里，继续践行他的“三三制”，老婆孩子仍在大寨挣工分，有人想把全家户口迁到北京，他坚决反对，说自己是农民，离了土地就没法活，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不是因为待遇不好，而是因为他心里装着群众、扎根基层的初心，也因为毛主席始终坚持干部不能脱离群众的理念。   这件事也成了他作为农民副总理最鲜明的注脚——不管官多大，都不能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始终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