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工资345元，他说：我去一趟高档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餐厅1954年开在北京西直门外，全名叫北京莫斯科餐厅，是中苏友好时期的产物。罗宋汤、牛肉片、黄油面包、啤酒，一套下来顶多两块钱，季羡林偶尔从北大过去，吃得舒坦，花得也不心疼。

345元的月薪，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实际到手将近445元，这在60年代算是相当可观的收入了，彼时一个县长的工资不过110元出头。

但就在这看似平静的岁月里，很少有人知道，坐在餐厅里喝啤酒的季羡林，心里始终装着一件还没做完的事。

时间要回到1935年。季羡林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没多久，考取了赴德公费名额，9月踏上轮船去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当时他选的方向不是什么热门专业，而是梵文和巴利文，在那个年代，能看懂这类文字的中国人屈指可数。

他的导师之一西克（Sieg）是吐火罗文领域公认的权威，另一位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在印度学研究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季羡林跟着这两位老先生，把自己埋进了一堆古代手稿里。

1939年，二战打起来，回国的路断了。季羡林就这么被困在哥廷根，一待近十年。战时物资匮乏，生活艰难，但季羡林没有停下来。

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兼任教员，同时继续写论文，还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成果。

1941年，他用一篇题为《〈大事〉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的论文拿到哲学博士学位，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专门对论文附录的语尾变化分析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6年，季羡林绕道瑞士回到北京，带回来的不只是一个博士学位，还有一整套在国内几乎没人研究的学问。北京大学随即聘请季羡林主持东方语言文学系，他也就此在北大扎下根来。

1966年文革开始，北大很快变成了重灾区。5月25日，聂元梓在北大贴出那张著名的大字报，校园随之乱了套。季羡林起初在派别之争里试图保持距离，后来因为反对聂元梓一派的做法，被列为打击对象。

1967年初，季羡林家被抄，翻出的"罪证"包括一把菜刀、几封烧焦的旧信和一张被画了红叉的旧照片。季羡林就这样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了北大校园里的"牛棚"。

那段日子，批斗、审讯、强迫劳动轮番而来。

有段时间季羡林身体出了问题，连站都站不住，仍被要求出工。他在圆明园附近独自待着的时候，脑子里转过各种念头，最后还是决定撑下去。

1968年之后，季羡林被安排去东方语言文学系的传达室看门。每天坐在那个小窗口边，替人传信、登记来访，和外头进进出出的人点头打招呼。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季羡林开始偷偷翻译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那是一部梵文巨著，译成中文将近280万字，他把稿子藏着，一点点往下写。

这件事在当时没人注意到，包括那些每天从传达室门口走过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