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一日说出的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1992年7月10日那个夜晚，医院病房里的监测仪发出微弱而有规律的嗡鸣，邓颖超已经虚弱得握不住笔，睁眼都成了奢侈，就在所有人以为她不会再开口时，老人涣散的眼神突然聚拢，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喊出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在医院寂静的空气中回荡，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人们不知道，这位88岁的老革命家，为何在生命最后一刻，只念着这个已经当上国务院总理的名字。
 
1931年，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在海南被反动派逮捕，受尽折磨，始终没有屈服，临刑前，他在遗书里只写了一句话：恳请把孩子抚养成人，那一年，李鹏还在襁褓之中，对父亲没有任何记忆。
 
这个托付，在那个命若浮萍的年代，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请求，而是生命与理想的双重接力，李硕勋是红军高级将领，牺牲时才28岁，他用鲜血给儿子写下了一封特殊的出生证明，几年后，日军轰炸重庆。
 
年仅11岁的李远芃从废墟中被救出，头裹着厚厚的纱布，血迹斑斑，眼神里全是惊恐，周总理和邓颖超得知这孤儿寡母的惨状，二话不说，把孩子接到了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邓颖超一见到这孩子，心疼得不行，蹲下身，像对待亲儿子一样把他搂进怀里。
 
找医生、清伤口、定治疗方案，全是她亲自张罗，从那时起，孩子改口叫“邓妈妈”了，周总理跟邓大姐恰恰相反，他对这孩子严厉得很，看到李鹏驼背，二话不说就开始纠正，走到哪儿盯到哪儿，后来到了延安，还专门拿尺子量他的脊梁骨直了没有。
 
这不是要把他养成小少爷，而是要把他磨炼成一块好钢，邓颖超更是定了一条铁规矩：不准叫爸妈，只能喊同志或长辈，她常板着脸教训这孩子：“别把自己当个人物，别往台上站，要往老百姓堆里钻”。
 
周总理和邓颖超一辈子没有亲生子女，革命年代里，邓颖超怀过两个孩子，都因为躲避搜查、辗转奔波没能留住，那份当妈的心始终空落落的，找不到地方安放，李鹏的出现，像是从废墟里捧起的一捧火种，填补了她生命中那片看不见的空白。
 
1945年，李鹏被分配到前线工作，临别时邓颖超送他一床旧毛毯，那毛毯她自己都舍不得用新的，节俭和担当已经成为这位老革命家本能的生活方式，后来组织送李鹏去苏联学水电，回国后直接去了东北的发电厂。
 
从最基层干起，吃的是粗粮，住的是窑洞，跟普通孩子一起摸爬滚打，没有任何特殊，没有任何关照，一切都靠自己去拼。
 
80年代，李鹏当上了国务院总理，主持三峡大坝这样的国家超级工程，那时候邓颖超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可她还是会亲自跑到李鹏的办公室，拉着他的手说：“千万记住，别脱离老百姓”。
 
1988年邓颖超卸下全国政协主席的重担，此后健康每况愈下，每天医院与病房成了她生活的主旋律，即便如此，李鹏每天都会挤时间去看望，白天会议再多，深夜也要赶去医院，他会陪邓妈妈聊天，给她读报，细致地帮她按摩腿脚。
 
有时候一天要照顾到天亮，忙得焦头烂额，也不曾间断，护理人员回忆说，那情形真像亲生母子，邓颖超晚年看透生死，住院期间多次叮嘱身边人，千万别为自己抢救浪费国家资源，每到生日，也总是一副不情愿的态度。
 
甚至开玩笑说：“别闹了，这都什么年纪了，哪来的喜气”她对自己的最后归宿早有安排，邓颖超的骨灰没有选择保留，而是亲手写下遗愿，要撒进天津海河，甚至骨灰盒也沿用周总理故去时那个，两位革命伴侣用一只盒子，最后骨灰也和着海水，融进了自己的家乡。
 
天津是他们当年搞觉悟社、闹革命的地方，也是他们第一次在街头演讲、认定彼此的地方，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生没有儿女，工资大半却用来帮助烈士遗孤，据公开资料显示，他们资助过的孩子不下十个，血缘被信仰替代，感情却变得更结实。
 
邓颖超走了之后，李鹏亲自主持了葬礼，按照周总理临终前的约定，骨灰不留、不葬，要撒到地里去，工作人员找来了周总理当年用过的那个旧骨灰盒，把邓颖超的骨灰装进去，顺着天津的海河水，一点点撒了下去。
 
“骨灰盒只是一个形式，有一个就够了，其余的钱省下来更实在”许多人听后都沉默了，这份节约和担当，是时代里最简单的温情，也是她一生品格的写照。
 
1992年7月10日那个夜晚，邓颖超生命的微弱已无法撼动铁打的命数，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她可能再无言语时，她却努力吐出“李鹏”这两个字，这不是简单的称呼，也不是一个名字的呼喊，这是一种革命信念的延续，是革命母亲对后辈最后的挂念和深情托付。信息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2013.1.14邓颖超的最后人生：临终前叫"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