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通往一战之路》（2025）的核心观点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维也纳体系确立了一套以五大国（英、俄、奥、普、法）相互克制、维持权力平衡的国际秩序，这种制度化的约束让欧洲在工业化、现代化和革命浪潮中维持近百年和平（1815–1914）。施罗德将这一时期视为“第一场现代和平”，强调国际承诺优先于国家私利。

然而，从1850年代起，欧洲权力格局开始动荡，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统一、普法战争等事件削弱了英国与俄罗斯的协调能力，为新兴德国提供了关键机会。俾斯麦通过精巧的外交策略维持德国利益，同时玩转两场游戏，一方面维持欧洲权力平衡，另一方面通过海外殖民扩张缓解国内压力和大国竞争。

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放弃再保险条约，法国与俄罗斯结盟，英国为维护帝国利益加入协约国，欧洲体系压力集中到奥匈和德国。施罗德指出，一战爆发是体系性失衡的必然结果，旧的平衡逻辑被帝国主义扩张逻辑压倒，奥匈和德国在“被圈外”的压力下选择主动开战。

Stealing Horses to Great Applause: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Reconsidered（2025）by Paul W. Schroe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