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1918年5月2日清晨，上海广慈医院的护士推开病房门时，一股甜腻的腐朽气扑面而来。

而35岁的苏曼殊僵卧在床上，早已没了气息。

当掀开被角，护士在他的枕头底下、床单褶皱里、甚至床脚，塞满了皱巴巴的糖纸。

有水果硬糖的玻璃纸，有八宝饭的糯米渍，还有半块化得黏糊糊的冰淇淋纸。

这个被世人称作“情僧”的才子，用一辈子疯狂吞咽甜食，竟把自己活活“吃”死在了病床上。

苏曼殊的悲剧，从1884年9月28日落地时就埋下了种子。

他是广东茶商苏杰生与日本女仆河合若子的私生子，生在横滨，却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

父亲把他扔给姨母河合仙抚养，自己卷着铺盖回了国。

六岁那年，他被带回广东香山苏家大院，本以为能享几天安稳日子，却跌进了更深的冰窟。

苏家是大户，规矩严得像铁桶。

作为混血儿，他在家族里连“人”的资格都够不上。

祖母大陈氏看他不顺眼，不许他叫“奶奶”。

吃饭时，全家人围坐吃米饭，他只能蹲在厨房啃残羹剩饭。

睡觉时，别人睡雕花木床，他只能蜷在灶台边的草席上。

最狠的是十三岁那年，他染上疟疾，高烧烧得人事不省。

按常理，家里该请郎中救命，可苏家人把他当累赘，直接抬进漏雨的柴房，扔下半块发霉的馒头就锁了门。

他在又冷又潮的柴房里硬撑了三天，靠啃馒头渣活下来。

也就是从那天起，他的胃记住了“饿”的恐惧，也记住了“甜”是唯一能安抚恐慌的药。

俗话说“三岁看老”，童年的匮乏像一道刻进骨血的咒。

十二岁那年，他偷偷跑出去出家，想求个清净，可庙里的清规戒律拴不住他的胃。

第一次偷吃寺里的鸽子，被老和尚打得皮开肉绽赶出山门。

第二次出家，偷师兄的度牒下山吃牛肉锅，又被抓回来罚跪三天。

第三次更荒唐，藏了半包冰糕在袈裟里，化得糖水顺着裤腿往下滴，被方丈当场撞见。

三次出家，三次破戒，全栽在“吃”上。

留学日本后，苏曼殊彻底放飞了。

东京的夏天热得像个蒸笼，他一天能灌五六斤冰水，喝完瘫在榻榻米上动不了，旁人都以为他死了，第二天又爬起来接着喝。

朋友打赌让他吃六十个包子，他硬撑到第五十个，撑得直不起腰，还嘴硬“死便埋我”。

柳亚子送他二十个芋头饼，他一口气全吞下去，疼得在榻榻米上打滚，爬起来还说“甜得过瘾”。

陈独秀看得最透：“苏曼殊不是贪吃，是在找死。”

医生让他戒糖，他当面点头，可背地里又偷溜出去买八宝饭、年糕、栗子冰淇淋。

有次被护士抓现行，他梗着脖子说：“嘴里没甜味，活着不如死了痛快。”

1918年春，他的胃病彻底爆发，被送进广慈医院。

躺在病床上，他还偷偷让护工买糖，藏在枕头底下。

去世前一天，他抓着医生的袖子，哑着嗓子要“甜的”，护士刚把糖递到他嘴边，手就垂了下去。

苏曼殊这一辈子，活得像个矛盾的集合体。

他是才华横溢的才子，精通日文、英文、梵文、法文，翻译拜伦的诗、雨果的小说，写的《断鸿零雁记》轰动文坛，连鲁迅都夸他“疯得真”。

他是热血的革命党，加入同盟会，办《民报》骂清政府，辛亥革命后见袁世凯复辟，挥笔写讨袁檄文。

可他更是个被童年吞噬的可怜人。

那些糖，那些肉，那些冰，不是食物，是他用来填补内心空洞的填充物。

就像小时候在柴房里啃发霉馒头时，幻想过的“甜”能救他的命。

他死后，孙中山捐了一千元安葬他，墓址选在杭州西湖孤山北麓，旁边埋着南齐名妓苏小小。

一个“情僧”，一个“名妓”，倒也算般配。墓碑前常有后来人放几块糖，大概是想告诉他：“你这辈子太苦了，到那边，多吃点甜的吧。”

可那些糖，他永远也吃不到了。

苏曼殊的故事，说白了就是现实版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童年的创伤像一颗种子，他用一辈子的暴饮暴食浇灌它，最终结出了早逝的苦果。

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可他到死都没找到那味药。

如今再看他枕头下的糖纸，哪是什么贪吃的罪证，分明是一个孩子用一生在喊：“我饿了，我怕黑，我想要一口甜。”

只是这世上，再没人能递给他那块糖了。

主要信源：（光明网——苏曼殊死于贪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