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天，纪登奎与李先念秘密找到李德生谈话，表示，按规矩，我们的职位没资格和你这个身份谈话，但你辞职是毛主席的意见。
这件事发生在1974年年底。那时候李德生已经在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之前他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中央副主席，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就去了东北。
中央派纪登奎和李先念专程过去跟他谈，主要是传达上面的意思，让他辞去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谈话内容很直接，两人说明了情况，李德生听完没多说别的，很快就写了报告给中央，请求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只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

报告写得短，里面提到自己工作上有些地方不擅长，请求组织批准。毛主席看了报告，很快批示同意，批语是“有错改了就好”。
纪登奎后来又专门过去转达了毛主席的另一句话，让他安心在沈阳军区工作，不用再兼北京的职务。李德生按要求办了手续，把相关工作交接清楚，一点没拖拉。
从那以后，他就专心在沈阳军区干事。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正式公布了这个人事调整，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当沈阳军区司令员。
这在党内是头一回有副主席这样辞职，算开了先例。之后他把精力全放在部队建设上，抓训练、看边防、搞演习，军区的工作一步步往前推。
时间到了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时候，纪登奎和另外几位同志一起辞去政治局委员职务。新华社当时报道说，这是党中央为加强集体领导作出的决定。
纪登奎后来跟儿子聊天时提起，自己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开先例的是李德生。这话把前后连了起来，说明那时候中央在调整领导层结构上，逐步有了新做法，大家都服从组织安排。
他在那里抓教学改革，组织编写教材，指导学员搞研讨，工作还是老样子，实打实。1990年4月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继续关心党和军队建设，参与一些党史军史的资料整理，写过回忆文章。
1974年那次谈话和后面的辞职，放在当时的环境里，体现出个人服从中央的作风，也为后来的人事调整提供了参考。整个过程没有多余的周折，李德生继续在部队岗位上发挥作用，说明组织对他的工作能力一直认可。
这种调整方式，实事求是，符合当时加强集体领导的需要，后面改革开放前夕的很多布局，也能看到类似思路在起作用。事情过去几十年，现在看，还是那句老话，权力怎么进退，都得按组织程序来，个人得失服从大局，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