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临任广东前，毛主席特别交待他必须找到一人，并且无论犯了什么罪都要安排工作！

1948年冬，西柏坡的一间油灯屋里，毛泽东翻完作战简报，忽然问叶剑英：“广东那边有没有一个叫莫雄的人？”叶剑英点头，记下这句嘱托。谁也没想到，这几分钟的谈话，会把一个年逾花甲的旧军人重新拉回历史舞台。
时钟拨到1949年10月。广州刚刚收复，南海的海风混着硝烟味道吹进省府大楼。叶剑英受命出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稳定局势要紧，经济恢复也要紧，可主席的那句话——“无论他过去犯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工作”——更急。于是，一支小分队悄悄南下香港，目标只有一个：找到莫雄。
那时的莫雄，已经58岁，行事低调得像隐居老人。早年参加同盟会，黄花岗的枪声、平陈炯明的炮火都与他有关；中年任国民政府税警团长，坐过杜月笙的洋房，也被蒋介石强行缴械。生死沉浮，他早学会不张扬。真正让他在新中国的档案里留下浓墨一笔的，是1934年的“铁桶计划”情报。

事情起于庐山。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文件厚如砖头，机密程度极高。莫雄因职务关系接触到核心材料，几夜翻阅后意识到：这若落到红军头上，恐怕血流成河。他没有犹豫，把概要先译成简码，通过无线电暗号发出，再把原件拆封，夹进一部旧词典，交给地下交通员项与年。几天后，瑞金收到情报，中央随即作出战略转移决策，长征由此起步。8万多红军能跳出包围，莫雄的那份字典功不可没。
风险也随之而来。毕节一役，他故意放慢部队追剿速度，为红军腾出通道，被国民党当成通共证据。监狱的墙冷得彻骨，他却靠旧情和人脉周旋脱身。抗战爆发后，他调任南雄县长，照样暗中释放被捕共产党人。特务追杀，他辗转香港，从此消声。

三十多年风雨，香港湾仔的茶楼里，他每天一壶普洱，看报写字，外界只当他是落魄老兵。然而叶剑英的人到了。双方碰面时，叶的代表只说了两句：中央念旧，广东需要您。莫雄没提条件，当晚便动身回粤。
回到北江，莫雄被任命为治安委员会主任。那片山区山匪横行，他先摸清地形，再招抚散兵，半个月剿平五股顽匪，交通立即畅通。可土改推动时，部分农会干部翻出他“旧军阀”的身份，上书要求枪决，理由是“血债累累”。

文件一路报到省里。叶剑英批示只有一行字：缓办，先充分调查再议。随后他亲赴北江，召集群众说明莫雄当年提供情报、放行红军的经过，又请古大存登台作证。群众似信非信，有人喊：“既有功，也该偿命！”叶剑英没有动怒，只讲事实：若无那条长征路，红军早被歼灭，哪有今天的土地和政权？场面沉默。最终，处决令撤销，莫雄得以继续工作。
1955年，一个更微妙的考验出现。莫雄的胞弟仍在台湾，托人来信，暗示若能劝兄长去金门“效力”，待遇从优。莫雄没有犹豫，立刻向省公安厅报告。档案里只留下他批注的一句：“家事小，国事大。”这一举动为他的政治信誉再次加分。
1978年春，省政协代表团赴京开会，叶剑英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两位老友握手时都已满头白发，叶剑英笑着回忆当年找人的情景，莫雄只是摆手：“那是应该做的。”这一幕被摄影师定格，照片后来挂在广东政协礼堂。

1980年初夏，莫雄病逝广州。讣告中列出他一生的职务与功绩，却没写他在黄花岗浴血，也没写监狱墙后的苦楚。知情者说，那些过往，他自己从不向人提。或许在他心里，最值得骄傲的不是官衔，而是在最危急关头，把一份绝密交给了正确的人。
回望这一段曲折经历，可见新中国初期的用人之道：不是简单算旧账，而是衡量谁能为局势稳定、为人民利益再立新功。毛泽东一句“无论犯什么罪，一定安排工作”，说的是策略，更是一种胸怀；叶剑英的坚持，则展示了政治家的定力和判断。与其把莫雄视作传奇，不如说他是那个硝烟年代里无数复杂人物的缩影：走过刀光血影，也犯过错误，却在关键时刻站对了方向，最终被历史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