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在川东布置防线，却被副参谋长提出异议：解放军或会效仿三国邓艾奇袭入川？
1949年9月3日凌晨，歌乐山半山腰的电报室灯火通明，一份加急密电被副参谋长刘宗宽放进保险柜，他用指骨轻敲柜门，像是替即将上演的戏剧合上最后一页。
转眼回到五天前的8月29日，同一处官邸内弥漫着浓重的烟草味。蒋介石专程自成都飞抵重庆召集紧急军务会，他自认西南仍握有九十万兵力，哪怕丢了华中华南，也要在大巴山以西筑起最后一道墙。
会上最醒目的插曲来自胡宗南的心腹沈策。沈策翻开手中的《三国志》，扬声提醒众人：“诸位别忘了邓艾偷渡阴平，直捣成都。”抛出这一句后，沈策将地图摊开，红铅笔在川北与陕南交界处划出粗线——秦岭、米仓山、川陕公路，被他一口气点出七八处险隘。蒋介石闻言连连点头，胡宗南也顺势提出在南充、大竹集中罗广文部，以防“汉中旧路再现”。

有意思的是，这番看似缜密的历史类比，其真正作者并非沈策。会前三天，刘宗宽借检讨文件之名，已将“邓艾路线”用铅字打印好递给沈策。对沈策来说，这只是一次拍马迎合；对刘宗宽而言，却是“请君入瓮”的关键棋子。
刘宗宽1905年生于陕西蒲城，黄埔三期出身，1937年又在陆大特别班深造。论资历，他足以进胡宗南核心圈；论经历，他却被胡系军法处以“走私”罪名判过十三年，1943年才得友人担保出狱。这场冤狱让他看透权势冷暖，也让陕西籍军官对胡宗南心生隔膜。
离开牢房后，刘宗宽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挂名，借着与韩兆鄂、韩练成的私人交往，频繁与中共地下组织接触。1945年冬，周恩来在桂园设宴，他首次正面听到“将来西南是战略要地”这一判断；此后，留在重庆做情报工作的想法便成形。

1949年春，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名义上辅佐沈策，实则掌控电讯、作战计划和物资分配。几份措辞严谨的公文，把“川黔边绥靖指挥部”写得声势浩大，实地却连成建制的团都没有，川东防务因而空洞。
同一时期，经房显志的手递交的情报，每周两次送抵二野前指。“请注意：川北重兵，川东仅警备三个团。”刘宗宽在纸条末尾加了一句，“敌信邓艾必由米仓山，实陷确认偏误可乘。”这句话后来成为邓子恢向刘伯承汇报时引用的核心内容。
九月底，罗广文兵团奉命北上广元，企图堵截并不存在的主攻集团；而杨森、宋希濂分守渝东各要隘，却因兵力分散成了弱不禁风的“竹篙阵”。10月10日，宋家坝一役，二野第十五军强渡长江，迅速切断重庆—万县公路；十五日，刘伯承命王近山“大胆取缔客军”，川东防线随之土崩瓦解。

战报传到胡宗南手中时，他怒斥参谋处情报误判。沈策沉默许久才小声辩解：“方案是依照上峰指示，真没想到共军搬演邓艾在东线。”这一句话，刘宗宽在隔壁听到，嘴角掠过一丝几不可见的笑意。
11月30日凌晨，重庆和平接管谈判完成。刘宗宽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负责人身份领军械入库，随后穿过尚未熄火的防空灯，步行到南山东路迎接二野代表。刘伯承握着他的手，只简单说了两个字：“辛苦。”
1950年春，他受邀到南京军事学院讲授防御布势与心理战。课堂上，学员问及“川北诱敌”细节，他淡淡答道：“战场上，用得好的一句古人故事，往往值一两个师的兵力。”

此后数十年，刘宗宽再未进入公众视线，直至1992年病重，组织批准其入党。七月的西子湖边，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情报是真理的另一种形式。”说完便阖眼而逝，终年八十七岁。
胡宗南当年苦心经营的川北防线，如今仅剩旧碉堡和弹坑，那些石块提醒后人：若决策只寻找印证而忽视反证，纵有厚土高山，也护不住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