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他当年假扮乞丐，不顾生命危险，日夜奔走1400公里，将50毫克镭安全送走，中国很有可能造不出原子弹，甚至还有可能被日本捡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迅速被日军占领，清华大学师生开始分批南迁。转移过程中，留在科学馆的50毫克镭成为需要处理的重要物资。这批镭是1933年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委托施士元从居里夫人相关渠道购得的，用于核物理实验研究，在当时属于国内稀缺的放射性材料。

赵忠尧与梁思成一起冒险潜回已被日军控制的清华园。他们取出镭，装入铅制容器，再放入普通瓦罐或破坛子中，以掩盖其真实用途。铅容器用于屏蔽辐射，但整个包裹重量不轻，需要小心携带。

为避开日军在道路和关卡的搜查，赵忠尧换上破旧衣衫，装扮成难民或乞丐模样。他把瓦罐紧紧固定在胸前，几乎扔掉所有其他随身物品，只保留这个包裹。没有选择任何交通工具，他跟随逃难人群徒步南行，从北平到长沙临时大学所在地，距离超过1400公里。整个过程持续一个多月，他昼伏夜行，避开主要道路，穿过田野和小径，靠沿途少量食物维持体力。

路上日军巡逻和检查频繁，赵忠尧低头跟随人群，双手护住胸口包裹，脚步保持稳定。长途行走导致胸口皮肤反复摩擦破损，他用简单布条处理后继续前进。抵达长沙后，他把瓦罐交给相关人员，后来通过美国教授华敦德转运到南迁学校，这批材料得以保存下来。

虽然部分史料记载运送镭的主要执行者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仪器管理员阎裕昌，由叶企孙委托从科学馆取出后送至天津，但赵忠尧在这一时期参与了相关保护工作，并将镭相关物资带到西南联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条件。

抗战期间，赵忠尧辗转到达西南联大，在昆明继续物理教学和研究。实验室条件简陋，设备有限，他带领学生利用残存仪器开展工作。日军飞机轰炸时，大家收拾讲义和工具前往防空洞。轰炸过后，他用剩余部件重新组装，继续进行实验。教材不足时，他亲自抄写材料分发给学生。他开设核物理课程，培养出中国首批在这个领域接受系统训练的人才，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以及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等。他的学生中多人在核物理和相关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1946年，赵忠尧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前往太平洋比基尼群岛观看美国原子弹试爆。他登上军舰，在离岛一定距离的海面上观察爆炸过程，记录相关数据。试爆结束后，他留在美国访问相关机构，学习加速器技术，同时购置核心零部件。他把设备与普通教学器材混装，分批托运回国，避开出口限制。这些部件后来用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支持早期核物理实验的开展。

1950年，赵忠尧准备回国，办理手续后登船，取道香港。船经日本横滨时，他与另外两名中国学者被美军人员扣留，理由涉及核技术嫌疑。他们被带到巢鸭监狱，随身物品接受检查。在拘留期间，他没有提供科研信息。经中国政府交涉和国际舆论压力，两个月后获得释放，随后取道香港回到国内。

回国后，赵忠尧加入中国科学院工作，主持利用带回部件建设加速器。他参与建成国内最早的质子静电加速器，为核物理实验提供实际条件。在实验室中，他指导技术人员安装相关系统，开展测试。他培养大批技术骨干，这些人员后来参与国家核能事业相关工作。赵忠尧通过教学、实验和设备引进，为中国核物理发展提供基础。他一生多次放弃国外条件，选择回国服务，在战乱和封锁环境下坚持科研和人才培养。

赵忠尧当年护送镭的举动，直接关系到中国核物理能不能及时起步。没有那50毫克镭作为早期实验材料，西南联大时期的核物理教学和研究就会缺少实际支撑，后续人才培养也会受到影响。题目里说的“如果不是他当年假扮乞丐……中国很有可能造不出原子弹，甚至还有可能被日本捡漏”，虽然护送细节在一些史料中存在不同记载，但核心在于那批材料没有丢失，为国内研究保留了火种，这一点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回国后他主持建成国内第一台和第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些设备为核物理实验提供了实操条件。他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开设核物理课程，培养出一批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在国家核能事业中发挥作用。这种从基础研究到设备引进再到人才培养的链条，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原子能研究的早期发展。

在我看来，像赵忠尧这样的人，把个人专业能力和国家需求结合在一起，在条件艰苦的时候没有放弃，在面对封锁时想办法带回设备，在回国后立刻投入工作，这是一种实打实的担当。不是喊口号，而是用行动一步步把科研条件建起来，把人才带出来。中国核物理能从几乎空白的状态走到后来能开展独立实验，离不开这些老一辈科学家在战乱和困难时期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