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名貌美的女子走到孙传芳背后，突然掏出手枪，朝着孙传芳连开3枪，枪枪致命。一代大军阀，居然死在一个无名女子之手！
 
那是11月13日下午2点多，天津城南草厂庵的居士林大殿里，檀香缭绕，几十个善男信女正跟着富明法师诵经。其中一位年老男居士身穿僧袍，闭目端坐在前排蒲团上，双手合十，看上去已是与世无争的模样。但他眉宇间那股狠劲，怎么都藏不住。
 
这人就是孙传芳。
 
殿内生着火炉，一位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的女居士借口后面的炉火太热，要求换到前排去，看堂人没多想就答应了。女居士款款起身，不动声色地挪到了那位年老居士的右后方。
 
然后她从皮包里摸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拉开保险，对着那人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
 
第一枪打穿了孙传芳的脑袋。他整个人往前一栽，歪倒在太师椅扶手上，脑髓和血浆溅了一地。女居士又补了两枪，一枪穿透太阳穴，一枪打进胸膛。三枪全是致命伤，枪枪索命。
 
血溅佛堂，诵经声戛然而止。几十个居士吓得魂飞魄散，瘫在原地，竟没人敢往外跑。
 
女居士站起身，面不改色地从大衣里掏出一大把传单，往大殿里一撒，大声说：“各位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叫施剑翘，孙传芳是我打死的！”
 
随后，她借用寺里的电话，给家中打电话，告知大仇已报的喜讯。接着，她又找到寺中的知客僧东海和尚，让他去通知警察局来人。
 
她等这一天，等了整整十年！
 
1925年秋天，直奉大战在皖北打响。孙传芳的部队和奉军干上了，奉军第二军军长施从滨兵败被俘。按当时军阀混战的规矩，高级将领被俘，一般不杀，有时候敌方还给笔银子放回去养老。但孙传芳这个人狠，他不按规矩来。
 
他不但下令把施从滨砍了头，还把人头挂在蚌埠火车站南面的木杆上，暴尸三天，不准施家人收尸。当地的红十字会实在看不下去，出面把尸首草草收了。
 
施从滨死的时候，施剑翘20岁。消息传到济南，她哭得撕心裂肺，当场写下了一首诗：“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此后的施剑翘，“报仇”二字贯彻了她的人生。
 
她先是把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因为施中诚是施从滨一手带大的，当时已经是烟台警备司令，手里有权。施剑翘求他为父亲报仇，施中诚满口答应，转头就把这事忘了。毕竟，他要保自己的前程，不想惹麻烦。施剑翘一怒之下写了封长信，跟他断绝了兄妹关系。
 
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叫施靖公的人，这人在阎锡山手下当谍报股长，听她说了父亲的惨死后，拍着胸脯发誓：有机会一定替你报仇，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施剑翘被感动了，以身相许。可婚后施靖公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一提起来就推托。
 
1935年6月，施剑翘彻底死心了。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临走前又写了首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她将自己的名字从“施谷兰”改成“施剑翘”，取“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之意。还把两个儿子改名佥刃和羽尧，合起来就是一个“剑”字。她告诉所有人：再也不用指望谁了，这个仇，老娘自己报。
 
她从黑市买了把勃朗宁手枪，六发子弹，自己拆了装装了拆，练到能闭着眼上膛。她做了手术放开了缠了二十多年的小脚，每天练跑步练到脚上全是血泡。
 
此后，她到处打听孙传芳的下落。后来听说孙传芳也住在天津，还当了居士林的副林长，每周三周日都去听经。施剑翘化名“董慧”，混进了居士林，连着听了几次经，把孙传芳的行踪摸得清清楚楚。
 
1935年11月13日那天，她先去居士林看了一眼，确定孙传芳来了，跑回家取出手枪和传单，又折返回去。一切都准备妥当后，她借口炉火太热挪到前排，掏枪，瞄准，扣动扳机。三声枪响。
 
十年恩怨，一朝了结。
 
警察赶到时，施剑翘正坐在大殿里等着。她没有逃跑，没有挣扎，交出手枪，跟警察走了。临行前她跟寺里和尚说：“告诉外面，施剑翘为父报仇，一人做事一人当。”
 
案子在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了十年。上诉到河北高等法院，改判七年。施剑翘不服，再上诉到最高法院。全国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她，冯玉祥、李烈钧这些元老联名上书，要求特赦。
 
1936年10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特赦令，以“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八个字，把施剑翘从牢里放了出来。
 
施剑翘进去的时候是孝女，出来的时候是侠女。佛堂里的三枪，替她父亲讨回了迟来十年的公道。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奔赴南方，为抗战将士筹措慰劳品，还兴办了小学，做了很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