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跃和周昂合著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我4月读完的第三本书。这是一本基于中国多家医院实地访谈，记录下来的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在面对生命最后抉择时的真实经历，以及关于救治与否的伦理思考。
人总是有一死。但中国人受“未知生焉知死”观念影响，今天依旧忌讳直面死亡的讨论。
就在我读这本书之前的今年的清明节，我写了一篇《伤逝：我们如何谈论一个人的死亡》，同时在我那个“喃喃自语”的文件夹里，新写下了一篇准备要写的文章的主题，“如何看待死亡”，我觉得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梳理的时候。
《最后一件大事》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是将最后的尊严寄托于他人，还是将主导权握在自己手中？
我最初是和老友孟雷认真讨论过，及后每次看新闻，从当年台湾体育主播傅达仁在家人支持下选择安乐死，到阿兰·德龙宣布未来接受安乐死，到琼瑶去世，到沙白事件，每一次新闻，我都会跟太座说，如果万一，我也希望选择有尊严地死去，而不是满身插管的活死人。
一个人生命的尽头，选择如何干预与病人的尊严之间，虽然存在法律、技术、伦理的挑战，但它实实在在是我们几乎每个人无法回避的挑战，而非理论探讨。
3月份我看到一个医生谈“三不治”的视频：一是救不活不救；二是代价太大不救；三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不救。
我非常赞同这个态度。郭跃周昂书中提到的“四道人生”——道谢、道歉、道爱、道别”，确实应该成为一个生命行将消逝时亲人间的互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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