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龙的车开进修理厂，升降机刚把车身托起到半空。眼尖的修车师傅拿手电筒往车底一扫，底盘角落里吸着个黑乎乎的金属块。


修理厂的白炽灯把车子照得雪亮，刚把升降机按下去，车子慢悠悠往上升。拿了手电筒习惯性往底盘扫一眼，好家伙，车尾保险杠内侧的角落里，黑乎乎吸着一个金属块，大概就一颗大号的钮扣那么大。我第一反应还以为是啥原厂零件掉下来了，拿手电凑近了一看，不对劲，这玩意儿背面有一整圈强磁铁，死死咬在车身的铁架子上，扯都扯不动。

蹲下来仔细端详了半天。这玩意做工说精致不算精致，但绝对是有预谋安上去的。磁吸底座磨得发亮，估计装上去有一阵子了。心里“咯噔”一下，猛地想起这位车主是什么来头，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龙。好嘛，这哪是什么零件，这分明是影视剧里才见得到的那种跟踪器。

说实话修了十几年车，在台北各种政商名流的座驾也摸过不少，但真正亲眼见到车上被人动手脚的，这是头一回。琢磨了半天，没敢声张，先把车子降下来，跑到办公室抽了根烟冷静了一下。那玩意儿在车底安安静静待着，谁知道这几个月李乾龙去了哪儿见了谁，全被人摸得一清二楚。

后来这事儿被媒体捅出来，才算把前因后果给串了起来。原来早在去年11月，李乾龙的司机就发觉不对劲，老感觉后头有车在跟，那种被人在暗处盯着的感觉，谁摊上谁心里发毛。到了今年1月，李乾龙委托了征信社做全车扫描，果然给揪了出来。不光如此，他还收到过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连他哪天去了哪儿都一清二楚，末了还“好心”提醒他小心点儿。收到这种玩意儿，换谁不后背发凉？

但让想不通的是李乾龙本人的态度。这老爷子倒也光棍，拍照留了个底，转头就把那玩意儿扔进了垃圾桶，自始至终没去报案。新北市警察局听说了风声，副局长亲自带人上门了解情况，李乾龙倒是客客气气跟人家说“没事了，都过去了”。媒体追着问到底是谁干的，他也没把话说死，只是模棱两可来了句“应该是情治单位吧”。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应该不会是我老婆装的”，你品，你细品，这语气里透着的是一种什么心态？是被迫无奈的认栽，还是心如明镜的冷眼旁观？

要我说，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咽不下这口气。你一个堂堂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党内的二号人物，天天到处跑着协调选举、整合派系，结果连自己出趟门都被人二十四小时盯着，跟透明人似的，这算什么事儿？赵少康说得直白，为什么以前没装，偏偏当上副主席就被装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赵少康还劝李乾龙去提告，说这绝不是小事，可李乾龙愣是没接这个茬。

可我转念一想，说不定李乾龙这种“算了”的态度，恰恰才是最扎心的事实。他在政坛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从新北市党部主委干到国民党秘书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能不清楚这水有多深？他不是不愤怒，而是愤怒了又能怎样？你去报案，谁来查？查来查去查到谁头上？对方推个临时工出来背锅，走个过场，最后不了了之，你反倒落个“小题大做”的名声。他嘴上说“知难而退”，我倒觉得他更像是在说“惹不起躲得起”。

说白了，在台湾当下这个政治生态里，执政党掌控着情治系统和检调系统，想监控个在野党的人物，简直不要太容易。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直接点破了这层窗户纸：连民进党民代王义川都敢在电视上大喇喇地说能掌握人群的政治倾向，情治单位要监控几个人，哪有做不到的道理。这话听着刺耳，但未必不是实话。

李乾龙的态度也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悲哀。在台湾搞政治，似乎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套“潜规则”，我在台上我也这么干，你上了台你也这么干。久而久之，大家都懒得喊冤了，反正喊了也没用，不如装糊涂。李乾龙说“没有报警，自己小心就好”，这话听着豁达，可这豁达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只有他自己清楚。

我当修车师傅这么多年，经手过多少辆车，哪辆车的底盘什么样我心里门儿清。像这种防丢定位器，市面上随便买个不到一千块台币，网购平台动动手指就送到家门口，贴在车底几乎看不出来。我甚至怀疑，李乾龙车上那个还不是什么专业货，就是这种大路货色。可越是这样越是让人不寒而栗，连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土办法都能把堂堂一个政党副主席的行踪掌握得一清二楚，那正儿八经的情报手段得有多厉害？

所以这事儿说到底，根本不在于那个黑乎乎的小金属块是谁装的，而在于这样一个追着追着就没人追的“不了了之”的态度，正在一点点把民主政治最基础的游戏规则啃噬干净。李乾龙不报案，不代表没事了，只代表这件事已经被默认成了台湾政坛某种见不得光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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