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突然打开牢门，日本翻译对9名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八路军战士说：“太君不想让你们受罪，西门外的火车等着送你们‘上路’！”

这9名战士都是平遥抗日游击大队的核心力量，带头的黄廷廉是大队宣传干事，此前奉命前往第三区部署抗日工作，因未与战友接上头，暂住伤员家中，次日撤离时不幸暴露身份，被日军清乡队抓获。

牢门一开，刺骨的冷风夹着血腥味灌进来。九个人靠在墙根，身上没有一块好肉，有的指甲被拔了，有的肋骨断了两三根，伤口结了黑痂又裂开，衣服烂成布条粘在皮肉上。黄廷廉半睁着眼，耳朵里嗡嗡响，翻译那句话他听清了——“上路”。他扯了扯干裂的嘴唇，朝边上几个战友使了个眼色。那意思谁都明白：鬼子这是要下死手了。旁边一个叫赵铁柱的班长啐了口带血丝的唾沫，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他娘的，早等着这天了。”另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叫刘小虎，才十九岁，被抓进来时右腿就被狼狗撕下一块肉，这会儿反倒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血牙：“上路就上路，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说这话时，牢房外头站岗的鬼子兵正用刺刀挑着他们的破棉袄往外扔，日本翻译姓周，本地口音，穿了件灰绸子长衫，腰板挺得笔直，好像自己真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皱着眉走进来，用手帕捂着鼻子，不耐烦地催：“快走快走，太君给你们留个全尸，别不知好歹。”黄廷廉慢慢撑着墙站起来，两条腿抖得厉害，膝盖骨早就肿得跟馒头似的。他没看翻译，反而盯着门口那个挎刀的日军小队长，一字一句地说：“告诉你们太君，中国人不怕死，就怕死得不值当。”翻译愣了一下，犹豫着翻过去，那小队长脸色一变，抬手就要扇耳光，黄廷廉腰板一挺，硬生生挨了一下，嘴角淌血，眼睛却亮得吓人。

九个人互相搀扶着走出牢门，外头天灰蒙蒙的，西风卷着黄土扑在脸上。平遥城的百姓被赶到街两边，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个老太太怀里揣着几个杂面馍馍，想往前挤，被枪托砸了回去。这些战士里有好几个就是本地人，赵铁柱的媳妇抱着两岁的闺女挤在人群里，闺女哭喊着叫爹，他媳妇死死捂住孩子的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土里。赵铁柱听见了，脚步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了滚，到底没回头。不是狠心，是不能让鬼子看见八路军战士拖泥带水。

西门外的火车是那种运煤的闷罐子，铁皮上满是弹孔和锈迹，车头冒着黑烟，呜呜地喘粗气。鬼子把他们往车厢里推，黄廷廉走在最后，忽然转过身，朝街边的老百姓大声喊：“乡亲们，别难过！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咱们中国一定赢！”翻译急了眼，冲上来要捂他的嘴，被黄廷廉一口咬住手指头，疼得嗷嗷直叫。鬼子兵一枪托砸在他后脑勺上，血顺着脖子往下淌，他硬是没松口，愣是把翻译手指头咬下一截来。车厢门哐当关上，里头漆黑一片，只听见九个人粗重的呼吸声。

火车哐当哐当开动了，谁也不知道终点在哪儿，也许是城外的乱葬岗，也许是煤矿的万人坑。黑暗里，有人轻轻哼起了《国际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慢慢的一个接一个跟上来，最后九个人齐声唱，调子跑得厉害，嗓子都劈了，可那股子气劲儿震得车厢铁皮嗡嗡响。黄廷廉靠在车壁上，摸着胸口贴身藏的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他还没写完的抗日标语：“宁做断头鬼，不当亡国奴。”他想，挺好，这话自己先用上了。

说到底，鬼子嘴里“不想让你们受罪”全是扯淡。真不想让人受罪，就别拿烙铁烫人胸口，别放狼狗撕人腿肚子，别把九个好端端的汉子折磨成这副鬼样子。日本人那套假仁假义，连那个穿绸子长衫的翻译都骗不过去，他不过是想在主子跟前讨个好，多啃几块骨头罢了。可悲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人替军国主义涂脂抹粉，说什么“战争就是各为其主”。呸！拿刺刀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拿活人做细菌实验，这叫各为其主？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兽行。黄廷廉他们九个人，没一个读过几天书，可他们心里有杆秤：人活着得有个脊梁骨，弯下去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火车走了不到半个钟头，突然猛地一刹，外头枪声炒豆子似的响起来。原来是平遥游击大队得到消息，在半路设了伏。车厢门被炸药崩开的一瞬间，阳光刺得所有人睁不开眼，黄廷廉被战友拖出来时，后脑勺的血已经凝成黑紫色的硬块。他们九个人，最后活了六个，赵铁柱和刘小虎因为伤势太重，在撤退路上没能撑过去。赵铁柱临死前让战友给他媳妇捎句话：“把闺女养大，告诉她，她爹是站着死的。”刘小虎更简单，只说了一句：“哥，帮我多杀几个鬼子。”

多少年过去了，平遥当地老人提起这事，还会念叨那些名字。可更让人堵心的是，那个姓周的翻译后来居然没被枪毙，混到解放后改了名，还当了几年小学老师。听说他晚上老做噩梦，梦见火车哐当哐当响，梦见一双血淋淋的眼睛盯着他咬断他手指头。有些账，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有些骨头，断了还能接上，脊梁骨要是断了，那就真成了跪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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