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声里的匾
一九四一年夏天，陕甘宁边区清涧县，一场罕见的雷雨倾盆而下。
农妇伍兰花赶着家中唯一的毛驴去赶集，走到半山腰，一道闪电劈下，毛驴应声倒地，断了气。
伍兰花蹲在泥水里，眼泪止不住地流。
丈夫常年卧病，婆婆瘫痪在床，三个娃娃等着吃饭，一家六口的吃穿用度，全靠这头驴。
驴没了，日子怎么过？
她抬起头，冲着乌云翻滚的天空喊：
“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
这话传出去，当天下午干部就上了门。
伍兰花被带走了，罪名是“反对革命领袖”。
案子层层上报，送到了延安。
消息传到枣园时已是深夜。
毛泽东听警卫员说完，沉默片刻，说：
“把人带到延安来，我要亲自见一见。”
几天后，伍兰花被带到枣园。
她穿着一身补丁衣裳，站在窑洞门口，腿直打哆嗦。
毛泽东走出来，笑了笑：
“老乡，进来坐。”
他拉着她的胳膊往里走，倒了一碗水递过去，“家里几口人？”
“六口。”
伍兰花捧着碗，手直抖。
“劳力够不够？”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伍兰花心里的闸门。
她“哇”的一声哭了：
“主席啊……我男人干不了重活，婆婆瘫了三年，娃娃才八岁……家里就我一个劳力。公粮交了就不剩啥，干部吃派饭不满意还要骂人……驴没了，地没法种了，一家六口等着饿死……那天打雷，我心里憋屈啊……”
毛泽东一动不动地听着。
窑洞里只有伍兰花的哭声。
等她哭完，毛泽东缓缓站起来：
“兰花，你骂得对。你骂我，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公粮征得重了，干部作风有问题，你要是不说，我们还蒙在鼓里。”
他走到门口喊来保卫部部长：
“这个人放回去，她家里有困难，要想办法照顾。”
“主席，案子已经报到高等法院了……”
“我说放。”
毛泽东的语气不容商量，“老百姓有困难，我们不去解决，人家骂两句就要抓，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公粮的事要重新研究，该减的减，该免的免。”
伍兰花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毛泽东弯腰扶起她：
“别这样，是我们对不住你。”
临走时，又让人拿了一袋小米和几块钱塞给她。
那天晚上，毛泽东一夜没睡。
他在纸上反复写着“公粮”“负担”“干部作风”。
第二天一早，他找来西北局负责人：
“老百姓骂我们，是因为我们有毛病。雷劈死人是自然现象，可老百姓把这笔账算到我们头上，说明政策确实出了问题。今年征粮二十万担，重了。”
在他的推动下，征粮任务从二十万担减到十六万担。
大生产运动展开了，干部下乡吃派饭的制度也作了改革。
几个月后，清涧县的农民发现，收公粮的干部态度变了，不光解释政策，还帮着干活。
伍兰花家的窑洞修葺一新，乡政府还调剂了一头毛驴给她。
伍兰花摸着毛驴的脊背，热泪盈眶。
一九四六年春节，延安县川口区的乡亲们敲锣打鼓来到王家坪拜年。
队伍最前面，一个老汉托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人民救星”。
毛泽东站在门口，眼眶湿润了。
他想起四年前那个雷雨之夜，想起那个哭泣的农妇。
如果没有那些“骂”，也许就不会有这块匾。
这块匾，是从一声骂里长出来的。

后记：伍兰花后来逢人便说：
“毛主席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我骂了他，他不但不怪罪，还帮咱解决问题，这样的领袖哪里去找？”
毛泽东也多次告诫干部：
“群众发牢骚，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毛病。不要怕群众批评，要听得进不同意见。”
一声骂，一块匾。
骂声里，装着虚怀若谷；匾额上，写着人民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