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打算乘飞机出行，刘亚楼极力劝阻：空军现有飞机状况堪忧，建议毛主席慎重考虑！

1956年4月5日清晨，北京南苑机场薄雾未散，跑道边的白杨刚吐嫩芽。几辆吉普车停下，一位高大的身影举目望向东南方向，那是毛泽东，他要去广州。陪同人员不少，却都将目光投向不远处只有两台发动机的里—2运输机，这架飞机将承担全程飞行任务。
站在机坪中央的刘亚楼心里打鼓。两年前，他获任空军司令，白手起家组建部队，如今总算凑出一支专机团，可真正称得上先进的飞机屈指可数。毛泽东却几次强调要坐自己人驾驶的飞机，对外人飞机摆摆手就算。“主席，铁路安全稳妥，飞机情况一般啊。”刘亚楼低声提醒。毛泽东抬手压了压，“路在脚下，也在天上，咱总得飞一趟。”
时间往前拨回到1949年春。那年四月，天津炮声尚未散去，刘亚楼因指挥平津战役表现突出被召进菊香书屋。毛泽东开门见山：“空军要重建，你来挑担。”刘亚楼愣住，“从没摸过方向舵，晕机还厉害。”他以为这就能推辞，没想到毛泽东一句“不懂就学”就把话堵死。同席的罗荣桓暗示他：革命打到今天，海陆空缺一角说不过去，干就是了。刘亚楼最终点头。

接手后才知难处。国内缴获的日机、国民党飞机加起来百十来架，可能起飞的不够一半；飞行员更稀缺，多数还停留在双翼教练机水平。东北航校在佳木斯的土跑道上练习，冬天地面结冰，起落一次要抖三抖。刘亚楼硬撑着在现场督训，连自己晕机毛病也顺带治了。后来回忆，他说那段日子像“拿铁锹刮冰面”。
1949年底，苏联同意支援。八百多名专家带着教材与图纸到达，新中国一下子有了六所新航校。学员大多出身工农，英语俄语都不灵，教员只好把仪表盘拆下来做成木质样板，先摸再飞。夜航课一度被认为太冒险，刘亚楼却坚持增加难度：“打仗不会挑晴天，必须敢在乌云里钻出去。”正是这套训练，后来在朝鲜上空救过无数飞行员的命。
再看毛泽东对空军的态度。1945年前往重庆谈判，他乘坐美国C—47，落地后摇头，“不是咱的东西，总觉别扭。”随后“戴笠空难”“四八空难”接连发生，警卫部门奉劝今后尽量坐火车。毛泽东答应了，却补了一句：“等自己的空军成了气候，再飞不迟。”这句话刘亚楼一直记在心里。

1955年春，印尼万隆会议前夕，“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国内警卫戒备层层加码，中央领导出行方案几乎清一色铁路加轮船。就在此时，毛泽东突然提出：“广州会议时间紧，我要坐飞机。”众人一时语塞。刘亚楼坦言现役最稳的伊尔—14还在苏联整修，只有里—2能撑场面。毛泽东听完笑了：“那就坐里—2，飞得起来就行。”
执行任务的机组由胡萍领衔。起飞前夜，他和机务反复排查，油路、气泵、通讯一项不少，连螺丝都摸了三遍。登机那刻，毛泽东走进驾驶舱，扶着靠背看仪表，问：“今天风大不大？”胡萍回答：“请主席放心，数据正常。”八点整，螺旋桨呼啸，机身渐离地面。随行记录里写道：首长表情平静，还在窗边指认天津、衡水的河网。
落地广州顺利，可真正的考验在返程。5月30日，华北雷雨线活跃，北京连日低云。空军气象站研判，下午四点后或有一段短暂窗期，刘亚楼决定分三架机梯次起飞：第一架侦察、第二架跟进，第三架载着毛泽东。第一架报平安，第二架也过岳麓山，毛泽东专机跟着抬头。然而飞到湖北上空，一面巨大的积雨云团突然翻涌而来，塔台提醒改航道，机长一脚油门，加高度绕飞。

机体摇晃猛烈，舱壁吱呀作响。空姐端着茶水几次稳不住，汤撒在地毯上。毛泽东面不改色，取出随身书稿批注。短短二十分钟，机组更换航向三次，云顶闪电频现。最终17点15分，飞机在南苑落地。舷梯放下，毛泽东拍了拍满身汗水的胡萍：“辛苦了，这云也拦不住咱们。”
地面检讨会上，刘亚楼主动担责，提出建立全天候气象监控、加装机载雷达、完善备降体系等七项措施。空军司令部随后将专机团列为重点建设单位，伊尔—14、安—24陆续到位，飞行骨干派往莫斯科中央飞行学院深造，回国后把复杂气象飞行教材翻译成中文，直接进入部队教学。

毛泽东此后多次乘坐空军飞机，最远一次飞到新疆伊宁，往返近八千公里。他在纪要上批注：“飞机飞得好，说明人和机都长进了。”这一“长进”并不只是技术指标，更是对空军的信任。到1958年年底，空军已经拥有三十多个航空兵师，作战、运输、教练机加起来突破三千架。从无到有，仅用九年。
有人感叹，刘亚楼当年一句“空军没啥好飞机”，其背后既有担忧也有激励。担忧在于装备落后，激励则源于压力。毛泽东的坚持，看似任性，实则是一剂催化剂，让“起飞”成为全军共识。试想一下，如果国家领导人都犹豫不登机，飞行员的胆气又从何而来？
1959年国庆阅兵，银灰色的喷气机方队呼啸而过，观礼台上，刘亚楼抬头望天，没有言语。那一刻，他大概想起十年前那句“不懂可以学”，也想起南苑跑道上晕机的自己。云层终会过去，飞机总要飞上天，关键是有人敢坐第一班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