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的一个晚上，褚时健在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的家里，接到专案组打来的电话，得知女儿自杀的噩耗，多年后褚时健亲口回忆这件事，说了一句话：“那天我实在控制不住情绪，哭了。”
后来律师马军赶到褚时健办公室。他刚进门，褚时健就拉着他嚎啕大哭：“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是我害了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一个在商场上呼风唤雨二十年的硬汉，那一刻被抽掉了脊梁骨，但故事真正的悲剧，远比一个电话要复杂得多。

接到这个噩耗电话的时候，褚时健已经67岁，在玉溪卷烟厂当了快18年的厂长。

1979年他刚接手厂子时，玉溪卷烟厂只是云南一个濒临亏损的地方小厂，十几年里，他带着厂子一步步发展，最终做成了亚洲第一的烟草企业，旗下的红塔山品牌，在当时的国内市场家喻户晓。

那些年里，不管是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还是厂里的棘手难题，褚时健从来没在人前掉过一滴眼泪，身边共事的人都知道，褚时健是个硬骨头，再大的事都能扛住。

这场悲剧的苗头，早在1995年年初就已经出现。

1995年2月，中纪委收到一封从河南寄来的举报信，信里反映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勾结当地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的家人行贿，拿到了紧俏的卷烟指标，从中获利800余万元。

这封举报信，直接指向了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还有他唯一的女儿褚映群。

当时褚时健正在美国出差考察，等他结束行程途经香港回到国内时，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

1995年8月，在珠海工作的褚映群被河南办案人员带走审查，半个月之后，妻子马静芬也因为同一个案件被收审。

母女二人都被关押在河南洛阳的看守所，和云南相隔上千公里，褚时健根本没有办法和她们见面，也没办法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

其实在这之前，褚映群就不止一次劝过褚时健，让他早点退休，女儿清楚父亲手里的权力太大，盯着的人太多，早晚会惹上麻烦。

她跟褚时健说，厂子已经做得够大了，家里的钱也够花了，不如早点退下来，一家人安安稳稳过日子，可那时候的褚时健，一门心思还想把厂子再往上推一步，给国家多做些贡献，没把女儿的劝说放在心上，总觉得自己行得正坐得端，不会出什么问题。

从妻女被带走审查那天起，褚时健的日子就彻底变了样，以前他的办公室每天人来人往，找他谈工作、对接业务的人络绎不绝，可那段时间，偌大的办公室里，经常只有他一个人。

他没办法给妻女提供帮助，只能每天守着电话等消息，心里的煎熬没地方诉说。

就连1995年的中秋节，他都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度过的，身上盖着一条毯子，对着电视坐了一整晚，连口热乎的团圆饭都没吃。

1995年12月的那个晚上，专案组的电话打到令狐安家里，电话里的人跟褚时健说，褚映群在看守所里留下一封遗书，已经自杀身亡，遗书里写着，自己的选择和看守所里的工作人员无关，只是实在忍受不了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和屈辱。

挂了电话之后，褚时健整个人都垮了，他第一时间给律师马军打了电话，让马军立刻赶到他的办公室。

马军进门之后，就看到这个平时雷打不动的老人，像丢了魂一样，拉着他的手嚎啕大哭，翻来覆去地说着，是自己害了姑娘，要是早听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情绪平复之后，褚时健委托马军前往河南，帮女儿处理后事。马军出发前，褚时健反复叮嘱，一定要把姑娘的骨灰好好带回来。

等马军带着褚映群的骨灰回到云南，交到褚时健手里的时候，这个老人再一次控制不住情绪，当场就哭了。

这件事成了褚时健这辈子最深的伤疤，之后很多年里，他几乎很少跟人提起女儿，就算是身边最亲近的人，也很难听他说起这段往事。

女儿去世一年多之后，1997年7月，褚时健正式被逮捕，1999年1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时候的他，已经71岁，女儿没了，妻子还在关押，儿子远在外地，原本完整的家，就这么散了。

后来很多人说起褚时健的一生，都记得他从烟草大王到橙王的传奇经历，可很少有人知道，1995 年冬天的那个电话，还有那个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的老人，才是他这辈子最难过的一道坎。

直到晚年，褚时健再提起这件事，还是会红了眼眶，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初没听女儿的话，早点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