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派出所副所长，亲手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社会人员，再由社会人员诱骗六名未成年人吸食，待孩子们染上毒瘾后再带人“查获”。这不是侦查手段，这是制造犯罪；这不是禁毒执法，这是执栽赃陷害。

六年未满的孩子，还在懵懂年纪就被强行推入吸毒深渊。依托咪酯一旦成瘾，戒断谈何容易？这六个家庭将从此活在复吸的恐惧中，活在孩子可能堕落、甚至猝死的阴影下。而始作俑者只被判了五年。

南京副所长案不是孤例。通过内部渠道，将罂粟种子交给社会人员种植、待长成后再去查获立功的案例，在个别基层派出所早已有先例。钓鱼执法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源在于执法考核机制的偏离——当打击毒品变成数目奖章，当查处人数成为提干硬指标，执法者就从正义的守护者变成了业绩的追逐者。

副所长为完成任务设计让6人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