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反腐最极端的有两个王朝：一个是疯狂发钱的宋朝，一个是疯狂杀人的明朝。
可结果呢？他们都失败了。
宋太宗信奉“高薪养廉”。他曾放话：待遇给够了，官员自然会爱惜名声。在这种思路下，宋朝官员工资高得惊人，包拯任龙图阁直学士时，年薪折合人民币约1250万元。
然而，钱并未买到廉洁。蔡京仅靠“花石纲”一项工程便敛财无数，生日收受的“生辰纲”堆积如山。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看透了真相：“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只给钱，不给监督，国库成了权贵的提款机。
而明太祖朱元璋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用酷刑反腐。他规定贪赃满60两白银即处死，更发明了“剥皮实草”之刑——把贪官的人皮剥下，塞满稻草，立在衙门旁震慑后人。
据史料记载，他在位期间因腐败被杀的官员高达4万多人。可即便如此，贪官依然“朝杀而暮犯”。海瑞官至二品却清贫到买两斤猪肉给母亲过寿都成了轰动官场的新闻。
可整个明朝，又有几个海瑞？监督缺位，再锋利的刀子也架不住人性对权力的贪婪。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留下一句足以概括这段历史的话：“贿随权集。”谁手里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贿赂就会流向谁。作家二月河也说过：腐败不会导致速亡，但腐败能导致必亡。
两个王朝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却撞上了同一堵墙。给钱养不出清廉，杀人吓不住贪腐，腐败的根源从来不是待遇薄了，也不是刑罚轻了，而是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你把笼子钥匙还攥在官员手里，等于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