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为完成查处任务，通过社会人员诱使6名未成年人吸毒，自己再将他们查获……犯欺骗他人吸毒罪一审被判5年！

马某是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2024年1月那段时间，他正面临查处涉毒人员的任务压力。马某找到社会人员徐某，让他帮忙提供线索。

徐某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就问马某用依托咪酯的线索行不行，马某点头同意了。徐某随后通过别人联系到6名未成年人，把他们带到一家宾馆里。

马某把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徐某等人，这些未成年人就在宾馆吸食了电子烟。吸完后徐某联系马某，马某带人过去把这6名未成年人查获了。

事情发生在依托咪酯正式列管后不久。

2023年9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公告，从10月1日起把依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除医疗制剂外，非法吸食、贩卖等行为都要按涉毒处理。这之前，依托咪酯作为医用麻醉药，长期处在法律边缘，有些不法人员把它加到电子烟或香烟里滥用，导致相关案件认定一度有争议。

列管后情况变了，执法人员更该清楚它的管制地位。马某作为副所长，在这个时间点用它来设局，性质就显得特别严重。

刑法对这类行为有明确规定。欺骗他人吸毒罪来自刑法第353条，欺骗指隐瞒真相或制造假象，让别人在不知情下吸食毒品。

针对未成年人还有从重处罚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的司法解释里，列出了情节严重的几种情况，比如涉及多人、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等。

马某一次性针对6名未成年人，又是执法人员身份，这些因素都加重了情节。2026年4月，南京六合区法院一审判决马某犯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同时还有三名社会人员被判刑。

类似情况在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过。2017年左右，黑龙江齐齐哈尔有分局局长李某，因为辖区吸毒人员少，担心考核指标完不成，就暗示干警找人冒充，编造了26起吸毒案件。

那些被找来的人是知情的成年人，靠给好处费配合，目的是填补数据。

2018年也有派出所所长王某，让辅警从劳务市场雇13名无业人员，编造30起案件，避免自己因为指标不达标被调整岗位。这些案子显示，基层有时会因为考核压力，在查处吸毒上采取不合适方式，从假造数据到其他操作，手段一步步变化。

广西南宁永新派出所的案子发生在更早时候，2015年法院判决了相关人员。所长邓振聪等人对几名市民搞钓鱼式操作，最后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获刑，刑期从七年到十一年多不等。

那次主要是为了牟利，和马某案动机有区别，但都反映出执法过程中如果监督跟不上，就容易出问题。公安部2013年就强调过，不能简单用发案数或破案率作为不合理考核指标，可现实中有些地方的做法还是让基层感到压力。

马某在行动前，可能想着完成任务就能交差，没多想长远影响。那些未成年人被带到宾馆时，或许以为就是普通聚会或尝新东西，完全不知道电子烟里有什么。

吸食后被查获，他们的生活轨迹突然改变。马某作为有经验的副所长，本该守护规则，却选择了这种路径。整个过程从找徐某要线索，到提供电子烟，再到查获，环环相扣，却偏离了正当执法轨道。

权力如果脱离了约束，就可能走向反面。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过类似警示：“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这句话放在这里，让人思考执法者的责任到底在哪里。

马某案判决后，徐某等社会人员也承担了法律后果，提醒大家无论什么理由，触碰法律底线都会付出代价。

从依托咪酯列管后的滥用情况看，2023年毒情报告提到，部分人群转向这类成瘾物质替代品，因为价格和获取方式相对容易。

执法需要精准打击真实危害，而不是制造新问题。马某案的来龙去脉，从任务压力到具体操作，再到法院判决，层层展开，显示出个体选择和制度执行之间的关系。

过去那些编造案件的例子，虽然细节不同，但根源上都有追求表面成绩的影子。南京六合区法院2026年4月的判决，把事实摆在明处，让类似行为有了明确警示。

整个事件从2024年1月发生，到2026年4月判决公布，时间跨度不短。马某在派出所工作多年，平时处理各种警务，本该熟悉禁毒相关法规，却在压力下走了弯路。

未成年人涉案后，家庭和学校层面也会面临后续处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连锁反应。社会人员徐某等人参与其中，从召集到递电子烟，每一步都加深了事件的严重性。

法院判决时，除了主刑，还考虑了罚金等，体现了对情节的综合考量。

类似案例的积累，让禁毒工作更注重规范。基层民警在日常中面对指标时，需要坚持合法途径，避免急于求成。马某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如果把完成任务放在首位，而忽略手段正当性，会带来什么结果。

那些未成年人吸食时，可能觉得电子烟味道特别，放松了警惕，结果陷入法律麻烦。马某联系查获的那一刻，或许以为任务顺利结束，没料到后续调查会把整个过程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