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区"的概念，最早是郝柏村提出来的，在他当行政院院长时，多次用"一国两区"这个概念。蔡英文在当陆委会主委时，也曾经用过这个概念，是2002年4月4日讲的，有清晰的历史记录。到2008年5月20日以后，马英九成为执政者，到2016年5月20日止，共8年时间，马英九也有这方面的言论。

这个概念能在两岸政治风浪里撑这么久，不只是靠谁喊得响，背后有一套制度在托着。1991年，台湾当局批准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大陆方面随之设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第一次有了能正式打交道的管道。两会名义上是民间团体，实则都在替各自的政府处理跨海峡事务。

然而谈判甫一开始就卡住了。大陆方面坚持，事务性商谈必须先确认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方面则认为，谈文书认证的事跟政治定位无关，不应捆绑。两边各执一词，谈了几轮都没有实质进展，在当时几乎看不到出路。

转机出现在1992年10月。海基会代表团赴香港，与海协会进行工作性商谈。会谈快收尾时，海基会代表提出，双方可以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述一个中国原则，互不否认对方的表述内容。这句话打开了一道缝。

海协会随即于同年11月16日致函海基会，确认这一建议，附上大陆方面的口头表述要点。同年12月，海基会回函，未提异议。这段函电往来，就是后来被称作"九二共识"的历史根据。值得一提的是，"九二共识"这个名称并非当时就有，直到2000年，时任陆委会主委苏起才在一场研讨会上正式提出这一说法，将那段历史包装成可以援引的政治词汇。

有了这个基础，1993年4月27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会面，史称"辜汪会谈"。这是两岸隔绝44年之后，双方高层首次坐到同一张桌子前。

四天会谈下来，双方签下四项协议，把两会联系机制、公证书查验、挂号函件补偿等具体问题一件件落了纸。谁也没有承认对方是独立国家，但实际问题谈妥了。

会谈结束后，两岸贸易额大幅攀升，台湾赴大陆投资规模也明显扩大，这是"一国两区"框架能发挥实质作用的最清楚的印证。

然而平稳没有持续太久。1998年，李登辉悄悄召集了一个研究小组，对外说是研究如何强化台湾主权地位，实际上是要重新定义两岸关系的性质。

参与起草报告的，包括彼时在政界已有相当分量的蔡英文。这份报告1999年5月完成，核心结论是：两岸关系至少应定位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依据是台湾自1991年以来历次修宪的演变。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把这套说法当着镜头说了出来，公然将两岸关系定性为"国与国关系"。这一句话，把"一国两区"的逻辑从根上推翻了。

北京随即强势回应，汪道涵原定的访台计划被叫停，两会交流机制全面中断。"两国论"从提出到被迫搁置，前后不过几个月，但留下的裂痕，一时难以弥合。

两年多之后，2002年4月4日，已转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重新提起了"一国两区"，语气却是防守性的，强调现行法理框架"不宜调整"。

同样四个字，蔡英文在1998年参与起草的报告里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线，2002年站在主委位置上说的，又是另一套口径。这种前后落差，很少被人专门提起，却是理解"一国两区"命运的一把钥匙。

马英九执政的八年，这个概念被放进了更完整的两岸政策框架，也一度获得了最广泛的政治背书。但随着两岸形势的变化，关于"一国两区"的争论远没有结束——它到底是沟通的起点，还是下一轮争议的导火线，答案仍然悬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