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2岁的小药店老板，一个26岁的吉普车拉客仔，在1995年的冬天同样被逼到走投无路，他们凑在一起，在几顿寡酒的浇灌下，决定干一件他们自认为最解气、却在四小时内让黑龙江肇东四站镇沦为人间地狱的事。
这起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刑事案件的“11.18特大持枪杀人案”，被很多人认为是黑龙江最惨烈、最疯狂的血腥报复。

这场疯狂杀戮，说起来令人唏嘘。
姜立明当时在四站镇东兴村承包了一个极小的药店，他这人性格内向，平日里连高声说话都很少，靠在柜台后面拿点止疼片、卖点消炎药维持一家生计。
就是这么一间养家糊口的小药店，后来被镇卫生院的院长候琛钦、副院长百会臣看上了它的位置，他们想把姜立明挤走，让朋友接手。
为此，这两个家伙阴险地摆了姜立明一道。
当时，东北乡镇上的药店，都会从外地进一些非正规渠道的药，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平时根本没人查，结果姜立明就遭镇卫生院针对性地举报了，镇派出所所长周守芳亲自带人将他押上全部身家进的一批药全部查扣了。
小药店被迫关门，活路被断之后，姜立明愤愤不平地认定，就是侯琛钦、百会臣这帮卫生院领导，勾结派出所长把他往死里整的。
相比姜立明，26岁的冯万海则是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苦力人，全家老小就靠他和哥哥冯万江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212吉普车在镇里拉客过活，兄弟俩日子过的苦，唯一的排解就是喝两口酒。
1995年1月，冯万海和哥们曹学军、杨晓民在镇里的小饭馆喝大了，因为口角把邻桌一个叫李玉方的人打伤了。三人被带到派出所后，所长周守芳看着他们，如同看着待宰的羔羊，给了条“私了”的门路：每人交9000块。
曹、杨两家条件好一点当场交够了，冯家交这个钱，几乎就是被扒了皮。可没消停几天，周守芳像一只嗅到血腥味的狼又找上门来，说这钱还不够，要想彻底摆平，每人还得再交7000元。
冯万海实在掏不出这7000元，趁着回家取钱，跳车逃跑了。周守芳把事做的很绝，直接把冯万海那辆养家糊口的吉普车扣回了派出所。

如果事态就止于此，这两个人或许只会在夜里喝点闷酒，骂几句娘就认命了，但基层权力的失控往往体现在它那无休止的戏弄上。
为了要回全家人吃饭的依仗，冯万海的哥哥冯万江低三下四地去找周守芳求情。周守芳开了个条件，必须交1200块“停车费”才能把车开走。
冯万江回去磕头作揖借遍了亲戚，勉强凑了1000块钱送过去。周守芳揣好这厚厚一沓票子后冷冷地甩出一句话：“还差200，钱不够，想拿走车不好使！”
钱没了，车也没了，人还被当成通缉犯抓。
这一下，冯万海的世界彻底崩塌了，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同样悲惨的姜立明。
两人凑在一间小破屋里，一顿散装白酒下肚，情绪就完全失控了：既然不让人活，那就干脆拉几个垫背的，把这些当官的仇人斩草除根！
1995年的黑龙江，搞枪并不是一件难事。姜立明手里本就有支大口径双管猎枪，为了接下来的报复，他又买了一支射击训练用的小口径步枪。不仅如此，两人还在野地里苦练枪法，直到觉得自己能轰开任何一扇紧闭的大门为止。

1995年11月18日傍晚，寒风刺骨，四站镇的居民大多窝在家里。
姜立明和冯万海满身杀气地出了门。
按照商量的顺序，先解决姜立明的仇人，第一个目标是曾经伤害过他的旧相好侯春华。两人闯进侯家时，侯春华不在，只有她丈夫李永斌和五个牌友在屋里抽烟打牌。姜立明二话不说，抬枪先把李永斌和他弟弟打死。剩下四个人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冯万海问：“剩下这几个咋整？”姜立明恶狠狠地说：“都杀了，不杀他们出门就报警，我们还有人没杀完呢。”
大杀戒一开，这两个平时老实巴交的落魄之徒瞬间化成了从地狱里爬上来的修罗。紧接着他们冲进隔壁肖洪伟家，姜立明举枪崩掉正在吃饭的一家人，冯万海挨个补枪。
之后，两人又径直扑向卫生院副院长百会臣家，直接灭门。
杀完姜立明的仇人，两人在街上抢了一辆北京吉普车，一路疯狂寻找冯万海的仇家。
冤家路窄，在聚义火锅城里，他们撞见了派出所长周守芳。在小镇上作威作福惯了的周守芳，根本没想到这两个草民敢向他开枪，他被乱枪打死时，身上还带着七七式配枪。
姜立明把周守芳的配枪搜走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挨家挨户寻找那些曾经有过节的人，短短4个小时，32人死在他们枪下。
直到晚上八时许，接到大量报警的公安机关才如大梦初醒般集结重兵围堵，刚从省厅退下来的国宝级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连夜赶往现场指导。
深夜，这两个杀红了眼的恶魔被包围在树林中，冯万海被乱枪击毙，姜立明腹部连中数枪，最后用周守芳那把枪，饮弹自尽了。
在当时，这起惨案不仅惊动了高层，更直接加速了我国1996年《枪支管理法》的全面出台实施。
如今再看这个案子，最值得警示的地方也许在这里：懦弱到极点的人面对社会不公、生活艰辛，一旦被逼入死角，他们可能变得异常麻木、残忍，最终将暴戾转向更弱者、无辜者。
这种所谓的“老实人”非常可恨，可是他们逼进死角的那些权利寻租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