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11月，地点是江西瑞金，记录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六位女性代表的珍贵合影。她们平均年龄只有22岁，却已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每一位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最早参加革命的6位女红军。

你看这张老照片，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统一的军装，有人穿的是家里带出来的粗布短褂，有人戴着从旧工厂里淘来的工人帽，衣服上的补丁缝了又缝，可六个人的腰杆，全都是挺得笔直的。很多人看这张照片，第一眼先找谁是谁的夫人，好像她们的人生，都要靠着身后的男人才有分量。可没人愿意细想，1931年的瑞金，敌人的封锁线像铁桶一样，苏区的粮食、药品、纸张，全靠人用命往回运，她们能站在这里，靠的从来不是谁的光环，是自己的脚底板，是手上磨出的茧子，是见过战友的尸体，依然敢往前冲的胆子。

最左边的康克清，才20岁，照片里的她穿着土黄色的上衣，看着像个还没长开的小姑娘。可没人知道，她出生才40天就被送给别人家当“望郎媳”，14岁那年为了逃婚，连夜跟着红军队伍走，连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继续赶路 。在苏区的时候，她带着妇女队搞支前，男人们在前线打仗，她们就抬担架、缝军鞋、给伤员喂水喂饭，有一次为了赶制一百双军鞋，她带着姐妹们熬了三个通宵，手上的针脚磨得全是血泡，连筷子都握不住。后来有人总说她是“朱老总的夫人”，可她自己一辈子都在说，她首先是个红军战士，其次才是谁的妻子。

她旁边的钱希钧，是六个人里年纪最大的，26岁的她，看着比同龄人要成熟得多。她跟着毛泽民一起搞苏区的财政工作，当时国民党把苏区的经济封得死死的，连印钞票的纸张都买不到，毛泽民组织兴办造纸厂，发动群众采集树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烂鞋造纸，钱希钧就跟着跑遍苏区的山山水水，组织原料、监督生产，还得乔装成商人去白区采购紧缺的化学药品 。她一辈子都在跟钱打交道，却从来没拿过公家的一分钱，连自己的衣服都是打了三层补丁的，和毛泽民一起护送巨款时，宁愿扮成乞丐，也绝不碰党的经费。

再往右看，中间的周月林，25岁，早年在苏联留过学，回国后在苏区当妇女部长，看着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干起革命来却一点不含糊。她带着苏区的妇女们剪辫子、放小脚，教她们认字、搞生产，还组织妇女自卫队，拿着梭镖跟敌人的清乡队干仗。可后来的路，她走得比谁都难，1935年与瞿秋白等人转移时被捕，解放后又被冤枉成出卖瞿秋白的叛徒，蒙冤25年，直到1979年才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 。可没人记得，当年她在苏区的时候，也是为了妇女解放，敢跟旧势力拍桌子的硬骨头。

最右边的贺子珍，才22岁，照片里的她穿着深蓝色的衣服，看着文静，可她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第一位女红军 。早在毛委员上井冈山之前，她就跟着哥哥们打土豪、分田地，拿着枪跟地主的民团干仗，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后来跟着队伍长征，在贵州盘县遇到敌机轰炸，她为了保护腿部负伤的团政委钟赤兵，毫不犹豫扑到他身上，自己身中17块弹片，大伤口17处，重伤垂死 。她为了不影响毛泽东指挥红军渡赤水，还要求毛泽民夫妇不要将她受伤的情况告知毛泽东，甚至决定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减轻部队负担。她一辈子都在为革命付出，却从来没说过一句苦。

前排坐着的曾碧漪，24岁，是古柏的妻子，跟着丈夫在苏区搞肃反和宣传工作。1935年3月古柏牺牲后，她按照丈夫的嘱托，将孩子寄养在当地农民家中，还特意叮嘱不能告诉父母的姓名，以保安全。她自己则隐姓埋名，化装成难民，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多次寻找党组织却因缺乏证明碰壁，直到建国后才与失散的幼子重逢。后来有人劝她改嫁，她摇着头说，她是红军的妻子，这辈子都不会背叛革命。

而前排最右边的彭儒，才18岁，还是个半大的孩子，14岁就参加革命，1928年跟着哥哥们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部队上井冈山，担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 。在井冈山的时候，她跟着队伍躲在山洞里打游击，饿了吃草根，渴了喝雨水，从来没喊过一句累。2010年10月5日晚，彭儒因病逝世，享年98岁，她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最后离世的老红军之一，一辈子都在给年轻人讲当年的故事，把那些人的信仰，一点点传了下来 。

她们六个人，后来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了人人敬仰的革命前辈，有人在动荡里饱受争议，有人早早牺牲，连名字都差点被人忘了。可在1931年的瑞金，她们站在这里，是一样的。没有谁是谁的附属品，没有谁靠着谁的光环，她们只是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凭着一腔热血，往前走，哪怕前面是枪林弹雨，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也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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