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听见世界丨1926年10月22日，北京市东单三条48号，协和医学院壹号礼堂。中外嘉宾济济一堂。

壹号礼堂，这座碧檐雕柱的二层东方宫殿式建筑，挂着“尊科学济人道”的大字匾额，是五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建立的协和医学院举办落成及启用典礼的地方，也是当时古老中国拥抱现代化的象征。它的内部空间以现代建筑思维设计，虽然不大但气势恢宏；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影音设备，尤其是由小洛克菲勒本人专门捐赠的一台电影放映机和一台庞大昂贵的剧院管风琴，现场音效庄严、厚重。它是当时北京硬件最先进也最出名的文化活动中心，经常举办中西文化交流盛事。

1924年，徐志摩、林徽因在这里演出英语抒情诗剧《齐德拉》（Chitra），他们一个扮演爱神一个扮演公主，向访华的泰戈尔祝寿，满堂欢笑；1925年，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这里为病逝的孙中山举行基督教追思仪式，唱诗、祈祷、诵《圣经》，惹得不少国民党元老很不高兴。1926年的这一天，又将举办什么重大活动？

看一下嘉宾中最受瞩目的一位，就知道这场活动的分量：一位双眼炯炯有神、身材矮小精悍、秃头宽额的中年人，中国学界的领袖——梁启超。

一共有三位嘉宾发言。他打头阵。

台下坐满了衣冠楚楚的各国来宾，还有几位手持相机、闪光灯的媒体记者。

今天，这里将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大新闻。

梁启超开口了，一口洪亮的广东味儿普通话：“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约当西历10、11两世纪……”

原来，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一场考古学界的大会。

大会的联合主办方有三个：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博物学会及协和医学院，主持人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那个年代，考古与地质紧密相关。

为了让现场的中西方来宾都能听懂，梁启超先是用中文说一段，再由旁边的助手将内容翻译成英语读一遍。中文版本经发表，成为一篇万余字的中国考古学小史《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对中国的古迹、古物、古文字及考古历史做了一番精心梳理，并对未来有所展望。演讲详尽、厚实，结尾处更有梁氏一贯的豪迈高亢：“……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用的方法，从荒榛断梗中，辟出一块田园来。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

第二位发言的嘉宾是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既是一名天主教的传教士，又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不少实地调查。他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及在何处探寻在中国的古人类》，总结了自己的一些考古经验。

第三位嘉宾的演讲是最重磅的。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壮，留着中分式头发的西方学者，来自万里之遥的北欧国家瑞典。他的名字如果用今天的译法，应该是“约翰·贡纳尔·安德松”（Johan Gunnar Andersson），民国时翻译成“安特生”。这个名字深深嵌入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考古学的历史。

安特生本是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受中国北洋政府聘请，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长达十余年，帮助中国寻找煤矿和铁矿。后来时局动荡，他回国重操旧业，做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考古学教授。这天，他用幻灯片结合演讲，公布一个重大发现：

他的助手、奥地利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经过考古发掘，先后于1921年、1923年在北京近郊一个叫周口店的地方收获了重大考古成果——两颗古人类臼齿的化石，“可能距今有50万年！”

这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在座嘉宾集体爆发出一阵惊叹：“噢——！”

当时，各国考古学界公认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1856年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距今约10万年；而东亚被认为是“无石器时代历史的大陆”。这次在北京一举发现50万年历史的古人类化石，把人类生存的古老历史向前推了整整40万年，其意义远远超出考古学本身。甚至可以说，在那个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一发现为中国乃至黄种人的“民族自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安特生公布的考古成果很快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掀起巨大反响，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称其“标志性地公布了中国猿人的发现”。

接下来，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地质调查所迅速达成合作，成立“新生代研究室”，继续去周口店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艰苦的工作后，中外考古学家先后于1927年、1929年发现了第三颗牙齿与一件最古老的人类头盖骨化石，也就是如今举世皆知的那件“北京人头盖骨”。

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为什么安特生要选择在这天这场大会上公布呢？其奥秘就在台下的一位嘉宾身上。

这也是一位高鼻深目的西方中年男子。他相貌俊朗、身材修长，比当时的普通中国人都要高出一个头；一身得体的西服，配上一副高鼻眼镜，下巴刮得光亮，雍容华贵，总是在认真聆听和思考后礼貌地鼓掌。身边是他的妻子，亭亭玉立，气质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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