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之上，胜败乃兵家常事，可败了之后想全身而退，真不是件容易事。当年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就是因为脱离群众，不懂民间藏形，终究难逃被俘的结局。

比如王耀武，济南解放前夕，王耀武换上粗布便衣，带着心腹化装成逃难商人从地道溜出城，打算经寿光逃往青岛。为了混淆视听，他还找了一些相貌相似的部下冒充自己，制造多个“王耀武”分头潜逃的假象。

但王耀武机关算尽，最后还是因为不注意细节，暴露了行踪。

由于当时局势尚未稳定，按照上级指示，寿光县公安局政卫队在交通要道设岗哨盘查可疑人员。王耀武一行人雇了两辆胶轮大车，目标显眼，很快吸引政卫队战士的注意。

面对询问，王耀武躺在车上，假装耳朵在济南战役中被大炮震聋了，听不清，故意不说话。旁边的一名心腹自称是济南商人，却操着一口泰安方言，政卫队战士觉得可疑，给王耀武把脉，发现脉搏跳动正常，又观其额头，发现有长期戴军帽留下的压痕，猜测是从济南逃出来的国军军官，随即将一行人送到距岗哨不远的县机关。

到了地方，王耀武立马就慌了，说肚子疼，要求大便。心腹本能使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白色卫生纸。那个年代的农村人如厕，都是用树叶、土块、干野草。即便是稍讲究的城里人，用的也是黄土纸，白色卫生纸属于奢侈品，只有大官的才用得起。

公安干事瞬间明白，这不仅是个官，还是个大官，便将其他人释放，留下王耀武进一步审讯。王耀武见状，只能承认身份。

王耀武的结局，不过是国军高级将领兵败跑路的一个缩影。不久后的淮海战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也陷入了相似的绝境

陈官庄战役结束的当天，杜聿明剃掉胡子，带领副官、卫士等十余人乔装打扮，试图混出解放军包围圈。他不刮胡子还好，刮了反倒很显眼。要知道，陈官庄被围时正值冬季，由于燃料缺乏，国军把墓地的棺材板都挖出来烧了，普通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无不是蓬头垢面，又脏又臭，根本没条件刮胡子。

当时负责甄别的华野四纵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一眼就看出不对劲，判断这条“鱼”肯定不小，至少也是个将官。

随后的询问，杜聿明自称十三（李弥）兵团军需官，陈主任要求杜聿明写出兵团六个军需处处长的名字，杜聿明下意识地从兜里掏钢笔，他掏了半天，掏出的却是两包美国香烟；再掏，是两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

能抽美国烟，用得起派克金笔的人，那必是将官无疑。于是陈主任也不废话，直言道：“你老老实实说出自己是谁不就行了？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除了战争罪犯杜聿明。”

陈茂辉主任当时肯定不知道，他的这句话对杜聿明的压力该有多大。

这时，又有几批国军俘虏被送到11师政治部。杜聿明怕被认出来，急忙将头深深低下。

到了下午，杜聿明觉得横竖是死，不如自行了断，便趁看守不注意，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很多俘虏认识他，顿时大呼：“总司令死了！”

陈主任听到喊声，马上用吉普车将杜聿明送往卫生处治疗，并质问俘虏，刚才那个寻短见的军需官到底是谁？再不老实交代，按反动分子论处！

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俘虏连忙说：“我交代，他就是杜聿明长官，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第二天，陈主任拿着照片找杜聿明对比，除了没有胡子，别的地方完全一样。

很快，杜聿明就被送到华野四纵司令部，留下了那张被俘照片。

相比之下，李弥就较为务实，懂得放下身段、观察底层。他很注意收集陈官庄当地的民情，留意当地普通百姓的生活习惯，发现情况不对，稍一化妆，就从威风凛凛的将领变成了衣衫褴褛的溃兵。

靠着化妆技术溜出包围圈后，随行者本能地主张向南跑，李弥逆向思维，认为南下必将遭遇解放军的追击部队，选择了看似危险的北上路线，计划经徐州前往青岛。

到了徐州，李弥继续向北，来到潍县，找到一位旧交、潍县富商李惠之，然后再一次化妆，以小商贩身份与戏班班主王桂合结伴而行。

王桂合有路条，要去青岛给一个大人物唱堂会。李弥跟着戏班顺利闯关过卡，抵达青岛。路上遇到盘查时，李弥还能来上两嗓子，他早年学过戏剧，唱得有模有样，往往能让公安战士消除疑虑，选择放行，可谓是艺多不压身。

当然，李弥也就小打小闹，真逃跑还得看孙元良。如果说李弥逃跑是靠技术和运气，那孙元良完全是靠意识。杜聿明那边刚下达任务，孙元良就命令警卫连砸毁电台，独自安排手下分散突围，让所有人给他当诱饵。

逃回南京后，孙元良颠倒黑白，向蒋介石大谈自己“机智突围、九死一生、成功脱险”，把全军覆没说成“为党国保存种子”，把失败责任推给杜聿明。老蒋无人可用，也就继续委以重任，命其为第十编练司令部（四川万县）司令，重建十六兵团。而此时的李弥还在北边跑生跑死。

这么看来，杜聿明淮海兵败被俘，也是一件幸事。落到老蒋手上，必拿他问罪，轻则革职查办，重则性命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