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被封为中山王，这一封号属于什么性质，若对比清朝时期又是哪个等级的头衔？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册封功臣的名册堆满了大殿，却没有一行字写着“王”。当时二十多位北伐悍将候在殿外，等来的最高赏格只到“国公”。这个细节后来成了明初用人制度的注脚——生前封公，身后才有望得王。
同年秋，徐达带兵北伐，连下中都、大都，战功之高令同僚侧目。洪武三年，他被授“魏国公”，食禄二万石，却无一寸封地。有人替他抱不平，他淡淡一句：“国有家无，方可久安。”这话流传至今，被视为对朱元璋那条“不以外姓生王”的默契回应。十三年后，徐达染疾卒于凤阳，诏书旋即至：“以守成大勋，特赠中山王。”至此，他在地下戴上了明代异姓极顶的皇冠，却无法再握兵权。

常遇春的经历同样醒目。洪武二年七月，他南征北战归途中折返柳河川，四十岁命殒。朝廷次年追封“开平王”，赐谥“忠武”，子孙仍循旧例，承袭原来的侯爵。活着时，他是骁骑将军，死后才堪称“王”。李文忠、邓愈、汤和，乃至稍晚的傅友德，几乎无一例外走上这条“生公死王”的轨道。可见，在明太祖看来，“王”只是一块精雕细琢的牌匾，悬在功臣祠堂上，既可示恩，又不必担心分封割据。
转眼到了入关后的清廷，情形却大不相同。1645年前后，后金刚重掌山海关，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为首的辽东降将，从天聪八年起陆续获封“顺天”“靖南”“平南”三王。三人各自驻守山东、福建、广东，握有粮饷与征剿大权。有人揶揄说，他们像是“穿着满洲袍子的汉藩”，实则是新朝急需的稳定器。吴三桂的“平西王”之封更是如此：云南远隔千里，必须倚重其旧部方能速定西南。

然而好景不长。康熙十一年，下旨裁撤三藩，尚可喜返关内，耿精忠、吴三桂旋即叛乱。平定之后，朝廷痛定思痛，重申异姓王不得世袭。再看大西军旧帅孙可望：顺治十四年受封“义王”，三年后病逝，牌位未冷就被削为公，又在康熙二十年降为不足道的世职，一步步淡出江湖。清廷此举，与明太祖的“生公死王”异曲同工：王可以给，也可以随时收回，但天下的缰绳不能松。
但清人并非毫无借鉴明代的思路。对非宗室却劳苦功高者，清朝也常在去世后追加“郡王”“亲王”之荣衔，而不配实封。崇德二年，首位获此殊荣的是猛将扬古利，追封“武勋王”。康熙朝的黄芳度、乾隆朝的傅恒，皆沿此旧例。傅恒身后获“嘉勇郡王”封号，仅是一种纪念性的顶礼。至于他的长子福康安，更是破例在生前升至“贝子”，逝世时再被加号“嘉勇郡王”。有意思的是，乾隆却没有让这支外姓世袭王爵，只是按照宗室的“降等”惯例，让后嗣从贝勒、镇国公一路降到咸丰五年时的“不入八分”，礼遇与收束兼顾，可谓手笔老到。

对比之下，明代的徐达、常遇春在身后的“中山王”“开平王”匾额，等级大约相当于清人傅恒、福康安那样的“郡王”荣衔；而清初那些握兵自重的实封藩王，则属于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产物。这样一来，“同叫王”，含义却已天各一方：前者是供奉牌位的礼仪，后者是坐拥军政大权的制度权宜。

为什么两代会出现这种差异？关键在于政权所处的阶段。明初尚需防备功臣割据，朱元璋宁可“一字王”尽数授于皇子，也不许外姓染指；而清初面临汉地广阔与军事空白，短暂借力降将是一种务实选择。当中央实力壮大，实权藩王又瞬间成了心腹大患，结果便是雷厉风行的撤藩。此后，外姓再获“王”字，多半是灵牌上的荣耀，实任则止于公、贝子，既能树立典范，又不至于触动权力底线。
细看数百年的变化，异姓王这一称号在明成祖时代只是孤零零的纪念符号；到顺治年间，它忽然化作地方藩镇的金印虎符；进入乾隆、嘉庆之后，又回归纯粹荣誉。而那几块或石或木的王碑，如同朝廷对功臣的一纸袖标——在生则以公侯佐命，身后才请君入庙；若时局动荡、主弱臣强，袖标也可能转瞬作废。朝代更迭，制度嬗变，映照的始终是同一条逻辑：奖赏需要体面，权力必须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