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神话”的滤镜再次被摔得稀碎
一则来自美国《连线》杂志的报道，把某些人对“硅谷神话”的滤镜摔得粉碎。
知名科技博主泰勒·洛伦茨在采访中披露，一个名为“引领未来”（Leading Future）的政治委员会找到他，开价单条视频5000美元，要求他专门抹黑中国AI。
顺着这条线索扒下去，事情远比想象中精彩。
这个“引领未来”并非普通的游说组织，而是一个背景深厚、资金雄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其核心目标就是通过政治游说和舆论操纵，左右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的走向。它嵌套了多层“白手套”，绕开直接捐赠的披露规则。
媒体穿透层层迷雾后发现，背后的金主大多是硅谷的AI企业和知名投资人——包括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大数据与AI公司Palantir、AI搜索独角兽Perplexity等一长串名字。
他们的操作手法并不复杂：通过付费媒体大量渲染“中国AI威胁论”，向美国政府和公众传递一个核心信息——如果不给本土AI企业大幅松绑、减少监管束缚，美国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后于中国。
说白了，就是用“中国赶超”的恐惧来换取自家企业的政策红利。
看到这里，不知道那些曾经把硅谷巨头奉若神明的人，心里作何感想？
20年前，硅谷的科技公司在中国舆论场上被描绘成“数字时代的骑士”，完美得不像人样。那时候，我们一些教授、专家、网络大V，简直恨不得把硅谷的每一行代码都捧成圣谕。
我记得最深的，是谷歌（那时还叫古狗）当年的那句口号：Don't be evil——“不作恶”。这句简单的话，被一些人反复咀嚼、反复引用，仿佛自己也跟着高级起来了一样。
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的那个节点，是这种情绪的高潮。
当时有网络大V痛心疾首地写道：“宁愿放弃巨大的商业利益，也绝不屈服于审查制度，这才是‘不作恶’三个字悲壮的底色。”还有人把谷歌的离开比作“现代骑士的殉道”，好像谁迫害了谁似的。
可事实就是个笑话。几年前，当ChatGPT横空出世、谷歌在AI大模型上明显落后的时候，这家公司悄悄修改了自己的行为准则——那个反复出现的“不作恶”字样，被删得一干二净。
与此同时，谷歌将军用AI项目（Project Maven）拱手送给五角大楼，还参与了以色列军方的“Project Nimbus”项目，为屠杀无辜的巴勒斯坦民众提供技术支持。
不光是谷歌。苹果、Facebook、微软、OpenAI……这些名字在中国舆论场上曾拥有一层圣洁的光环。翻翻当年的言论，你会觉得特别眼熟：
——“硅谷的竞争是规则化的技术竞争，靠本事输赢，不靠行政手段和霸权把对手整垮。”
——“苹果、谷歌这样的公司不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排挤初创企业，它们包容创新、尊重行业生态。”
——“脸书、推特坚守言论自由的价值观，从不随意删帖控评，始终保持平台中立。”
——“美国崇尚自由竞争，没有壁垒、没有排他封锁，技术共享、生态开放。”
……
可回过头来看，这些企业哪个不是一裤裆的屎，没有一个给“舔狗”们争气的。
苹果利用App Store的垄断地位对开发者收取“苹果税”，打压竞争对手；Facebook在剑桥分析事件中泄露数千万用户数据，还参与政治操纵；推特、脸书在斯诺登事件后就已证明它们与美国情报机构关系暧昧，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选择性执法；微软当年的“捆绑垄断”官司还历历在目……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美国政府对TikTok举起屠刀的时候，排着队、拿着碗、眼巴巴等着分一杯羹的，恰恰就是这群硅谷巨头。你看，这就是他们口中的“不作恶”“不靠行政和霸权手段整垮竞争对手”？
为什么会有人把商业公司过度拟人化、道德化？回过头看，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两个因素的杂糅：一是信息的闭塞，二是深深的自卑。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硅谷的繁荣与创新对我们形成了巨大的认知冲击。
在那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把硅谷的成功片面地解读为“道德的胜利”“制度的胜利”“文化的胜利”。
这些人需要给“我们为什么落后”找到一个简洁的解释，而“别人更高尚、更自由、更不作恶”恰恰是最能满足这种心理的答案。
久而久之，这种心理演变成了一种“技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技术优势碾压的一方，反而开始崇拜和合理化碾压者的所有行为，甚至不惜为其包装出并不存在的道德光环。
只要是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有差不多的七情六欲：贪婪、逐利、竞争、抱团、排他……不存在谁比谁更高尚。硅谷巨头背后是资本，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它在需要“作恶”的时候毫不手软，在需要“行善”的时候也绝不免费。
“引领未来”这个政治委员会花5000美元一条视频抹黑中国AI的事情，不过是硅谷企业千百次利益博弈中很普通的一个注脚。它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因为它从不觉得自己应该“不作恶”。
这是认知祛魅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