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评价汉武帝？他称其雄才大略，却也直言指出了三个不足！
公元前99年的秋风已带寒意，轮台营地的篝火忽明忽暗。刘彻披着玄色大氅，看着奏报里那串令人心惊的数字：十万将士折损，大宛依旧高悬远方。片刻沉默后，他命人起草一道诏书，内容只有几个要点：停止无谓远征，收回搜山采海的方士，减轻赋役。史家后来把它称作“轮台诏”。
诏书外放不到一月，京师议论四起。有人说这是皇帝服软，也有人悄声感叹：“能认错的君主，不多见。”同样的句子，一千九百多年后又从北京中南海传出。1957年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交谈时提到刘彻，随手拨弄烟灰，“这人有本事，也能改过，可惜悟得太晚。”全屋静得只余钟声。

将时间拨回到更早。前141年，16岁的太子登基，生逢文景余裕，国库银谷盈溢。得天独厚的本钱，使他敢于彻底改造大汉的精神结构。董仲舒三篇《天人三策》摆上御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此成了新朝大纛。紧跟着，太学在未央宫侧开讲，郡国学舍亦次第设立。青衿子弟南来自荆楚、北出渔阳，齐聚长安，秉烛夜读《春秋》。这套官学体系后来演化为察举征辟制度，为汉家机器输送了层层叠叠的骨干。
充盈的仓廪与灿然的学舍只是开场。年轻天子志在千里，卫青、霍去病如彗星横空，元狩、元鼎诸次大捷，把匈奴主力逼向漠北。河西走廊由荒滩变通衢，敦煌、酒泉的烽火台一座连一座，保证了丝路安全。不久，张骞二度西行，西域三十六国的地名首次写进中原官牒。南面亦不安分，骠骑出嶺海，南越终以归汉收场。地图在文书坊晾晒时，众臣惊觉：中原、岭南、西域、辽东，皆被同一色彩覆盖。
可扩张并非无代价。战马日需千口草料，边城一城多至万石军粮，国库的铜钱像决口的黄河，哗啦啦止不住。最先叫苦的是户部和少府，随后轮到普通农户。盐铁专卖原意是补缺口，实际却让集市物价直线上蹿。“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豪迈口号背后，是里巷百姓的沉默叹息。

前104年，一匹传说能日行千里的“汗血马”让皇帝意动，大宛征讨随即启动。三年拉锯，尸横荒漠，换回的不过数十匹战马。朝堂之上，名将的战报越来越稀薄，神秘方士却愈发热闹。海上求仙，东海蓬莱，五石熔丹，种种诡异开销遽增。有人冒死进言：“边事未定，妖妄无补。”却被一道“忤旨擅言”的手令贬黜。
最致命的还是家国交错的猜疑。天汉四年的巫蛊风波，把太子刘据逼上兵变绝路。京师街口刀光血影，仅七日，太子败亡，卫子夫自尽。宫墙未干的血迹令皇帝终于明白：强弩之末，再射也是空。于是有了轮台罪己诏，有了“罢减征戍，农政为先”的新方针，还有贾捐之屯田河西、实边储谷的后续措施。

诏令传至长安，史官班固记下一句评语：“知过即改，善莫大焉。”唐贞观年，李世民每遇旱灾就率群臣步出含元殿，焚香上表“罪己”；南宋宁宗写下“特不德”三字颤笔；明末崇祯亦跪祠山川。轮台诏像一道隐形戒尺，悬在后代帝王头顶。
毛泽东自青年起偏爱李贺诗。李贺当年敢直呼“茂陵刘郎”，写得锋利凌厉。有人问缘由，他在1965年微笑答：“镌刻名字，才让世人记得帝王不是神。”并不多说，却已点破评史的要诀——功与过，只能并列摆放。

回头看看汉武帝的一生：前半段，胸怀天下，凭藉文景积攒的余热，上推文化，下拓疆土；中段，连年兴师，驱胡定南，却也刮空国库；后段，亲尝错判酿成的苦果，终敢挥笔承认“三弊”。有人赞其雄胆，有人叹其代价，但乱世把各种极端揉进同一条性命里，这就是帝王的真实样貌。
罪己诏颁布后不到四十年，昭宣中兴使西汉再度平稳，而那个年少即位、壮年横扫、晚岁悔过的刘彻长眠茂陵。两千年河山几经易手，滚滚尘沙掩不住当年篝火下的那声低叹：知止者，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