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没几天，钱穆就赶紧发文提醒蒋介石不要定都南京，否则迟早会丢了江山。结果，蒋介石根本没听，还办起了 “还都大典” 庆祝。

钱穆的这一判断，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数十年的深入研究。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钱穆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随校南迁。

南迁途中，他目睹国土沦丧、百姓流离的惨状，深刻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性。1938 年秋，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开学，钱穆承担了中国通史的教学任务。

当时的条件极其艰幸，钱穆住在昆明郊区的小村庄里，没有电灯，晚上只能靠油灯照明；缺乏参考书籍，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和随身携带的少量史书。

他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写作，一直写到中午，下午去学校上课，晚上批改学生作业。

“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根基。” 这是钱穆在写作中始终坚持的核心观点。

他反对当时史学界流行的全盘否定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认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精神价值。

历时两年多，1940 年 6 月，《国史大纲》上下两册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成为全国各大学通用教材，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为无数爱国青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钱穆也因此奠定了在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地位。

正是基于这样深厚的史学功底，1945 年 9 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钱穆就敏锐地意识到定都问题的重要性。

他撰写了《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明确将还都南京定为下策。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重心始终在南北之间寻求平衡，定都南京这种东南沿海的繁华之地，容易让政权陷入偏安的局面，丧失开拓进取的精神，同时也会导致北方地区的发展失衡，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

其实早在 1912 年民国建立之初，章太炎就曾指出定都南京有五大弊端，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会导致北方失控。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后也曾说过，中国复兴的正门在西北大陆方向，东南沿海的港口只是列强做生意的侧门。

但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这些建议。1946 年 5 月 5 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了盛大的还都大典。

蒋介石之所以坚持定都南京，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南京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选定的首都，代表着国民政府的正统性；

二是江浙地区是蒋介石的政治和经济大本营，能够得到江浙财阀的全力支持。他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没有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考虑问题。

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此时钱穆正在苏州养病，他对新政权缺乏了解，内心充满疑虑。

同年 5 月，钱穆在朋友的劝说下离开苏州，辗转来到香港。当时的香港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中华文化受到严重压制，很多香港青年对自己的祖国和历史一无所知。

钱穆痛心疾首，决心在香港创办一所学校，传播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保留一点文化火种。

1950 年 10 月，钱穆联合唐君毅、张丕介等学者，在香港九龙深水埗创办了新亚书院。

“新亚” 取 “亚洲新生” 之意，寄托了钱穆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望。

新亚书院创办初期，条件极其简陋，校舍是租来的几间破旧民房，学生们只能坐在地上听课；

没有办学经费，钱穆和其他教师不仅不领工资，还要自己掏钱补贴学校开支。

最困难的时候，学校甚至连水电费都交不起，面临倒闭的危险。但钱穆始终没有放弃，他四处奔走募捐，同时坚持亲自授课。

他为新亚书院制定了 “明伦、亲民、止于至善” 的校训，强调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在钱穆的努力下，新亚书院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香港乃至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地之一。

1963 年，香港政府将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担任新亚书院院长。

1967 年，香港局势发生变化，台湾当局多次邀请钱穆移居台湾，蒋介石亲自表示愿意为他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钱穆经过考虑，于同年 10 月移居台北，在市郊外双溪建造了 “素书楼”，在这里继续讲学和著书。蒋介石对钱穆十分敬重，多次到素书楼拜访他，向他请教历史和文化问题。

如今，钱穆在素书楼里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中国思想史》、《朱子新学案》等数十部学术著作。

没有人知道，这位一生研究中国历史变迁的老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否会想起 1946 年南京那场盛大的还都大典，心中又会涌起怎样复杂的情绪。

出处：《钱穆传》（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新亚书院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钱穆先生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