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涯与陈赓相伴十八载深情，临终时却嘱咐子女：我死后别和你爸合葬，你们愿意遵从她心愿吗？
1959年初春，中央召集干部下基层的动员会上，一位身着灰呢大衣的女同志第一个递交报名表，她叫傅涯，彼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会场里小声议论：堂堂大将夫人，为何愿意远赴农村？无人知晓她心中那笔多年未动的“契约”。
从延安到北京的十几年里，傅涯始终记得1943年2月的那个雪夜。太行深山，帐篷里的油灯跳动，身负六处旧伤的陈赓刚从前线回到蟠龙镇临时救护所。战友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笑着说只是“缺个家”。几天后，王智涛夫妇领来一位爽朗的姑娘——抗大文工团的傅涯。她在辗转的行军中能背下整部《牛虻》，也能把鲁迅的《拿来主义》讲出神采，陈赓听得入迷，“这人有主见”，他暗自称赞。

第二天下午，赤岸河边，战事间隙稍歇。陈赓留下伤兵交待，骑马过河赴约。落日下，他只说了一句：“革命路远，愿并肩？”傅涯思索片刻，回了四个字：“各守本分。”没多余的海誓山盟，但两人立下三条约定：互不拖累，互不干涉工作，若一方牺牲，另一方负起抚育责任。2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为他们证婚，新娘还穿着前夜排练话剧的军装，婚礼现场连一张红喜字都没有，却叫所有战友都红了眼眶。
战火未歇，新婚即别。傅涯随鲁迅艺术学校的剧团往晋东南巡演，陈赓则回到129师指挥所。两岸相隔一条湍急的沁河，他偶尔用扩音喇叭呼喊她的名字，山谷回声让士兵一时忘了枪炮。两人保持写日记的习惯，灰布包着的笔记本沿着小路递来递去，成了他们的隐秘通信。1945年，傅涯在延安分娩，伙食紧缺，陈赓把珍藏的津贴换成羊骨头，熬一锅汤，赶十里山路送到窑洞。那年秋天，长子知建落地，战地医院里没有婴儿服，刘伯承夫人陈灿贵把随身的棉被拆了改成小襁褓。

和平到来后，生活并未松懈。1955年，陈赓佩上大将军衔，又被任命主持国防科技和军校建设，常年奔波，旧伤屡次复发。傅涯则在中央组织部主持干部教育，日日整理档案、编写教材。两人履行着当年的默契——工作互不干涉，只在深夜灯下交换彼此需要的关照。偶尔休假，陈赓会取出那沾着硝烟味的日记，指着一页墨迹斑驳的纸说：“这是我最好的止痛药。”
同一个原则，也体现于1959年的那张报名表。领导劝她：“陈大将身体已大不如前，你何必再去乡下吃苦？”傅涯只是笑笑：“他若在，也会举手。”陈赓并未反对，只嘱咐她多带药品，“路上别累坏嗓子。”一对同袍夫妇，相隔千里，却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1961年初，陈赓转赴上海丁香花园疗养，傅涯奉命前往徐汇区委协助整顿基层组织，工作之余常去探望。3月16日清晨，病榻上的大将仍叮嘱秘书把当天报纸送到枕边。8时45分，心跳停在第58个年头。噩耗传来，北京小楼灯火未眠，傅涯放下手头文件，只说一句：“他完成任务了。”
整理遗物时，她发现了厚厚三十九本日记，封面依旧是当年那种粗布。1982年，经过反复校勘，《陈赓日记》正式出版，成为研究黄埔以来革命军人心迹的重要资料。学者翻阅时惊讶于其细腻：“这样硬汉，竟字字带温度。”傅涯把全部稿费转入军史资料室，只留下几册样书，放在书架最上层。

外人难以理解她的最后一个请求。临终前，她吩咐子女：“把我送进八宝山，就好。你们父亲该和根英一处，那才圆满。”原来，从初识起，她就默许了这段未完的情谊。王根英1939年战斗牺牲后，只留下幼女知非和年迈的母亲。二十年来，傅涯每月按时寄去赡养费，逢年过节还托人带去布匹和药材。有人劝她留名，她摇头：“这是家务，也是承诺。”
2010年1月4日，92岁的傅涯合上生命的日记，身边仅留一张老照片——三人并肩而立：王根英制服笔挺，陈赓满脸风霜，傅涯微笑含蓄。照片背后，她用铅笔写下八个字：“同道一心，岁月为证。”昔日太行山的誓言，至此落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