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大一位教授留下一张字条，"身体欠佳，请假数月"。就在人们以为他病好后就会回来上班，岂料第二天一大早，这位教授就抱着4岁的女儿，带着美籍华人妻子，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1950年3月初，春寒料峭，北京大学农学院宿舍区，34岁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抱着4岁女儿，与美籍华裔妻子克拉拉登上了前门火车站的三轮车。
 
临行前，他给学校留下一张字条：“身体欠佳，请假数月。”家里的米缸加得满满的，一切看起来只是短期探亲，人们第二天才知道——他不会回来了。
 
李景均是天生的学霸，金陵大学毕业后赴康奈尔大学攻读遗传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毅然携新婚妻子归国，立志用所学振兴中国农业。
 
1946年，他受聘北大农学院，成为最年轻的系主任。
 
然而寒流悄然袭来，1948年，苏联“李森科主义”将经典遗传学打为“资产阶级伪科学”，风暴席卷中国生物学界。
 
李景均的三门核心课程被勒令停课，他本人被公开批判，美籍妻子的身份成为“海外关系复杂”的证据。
 
课堂上，他不能再讲自己深信不疑的真理，人格上，他承受着无端的怀疑与贬损。
 
1950年寒假，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型，临行前夜，他敲开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
 
林教授极力劝阻，他心意已决，站台上，赶来送行的同事与他紧紧握手，含泪凝视，大家都明白，这一别就是永诀。
 
一家三口经上海转广州，于1950年3月12日步行走过罗湖桥进入香港，没有合法出境证件，无法获得任何国家签证，台湾大学发来聘书，他婉言谢绝。
 
困守香港14个月后，转机来自一位素未谋面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
 
他读到李景均的求助信，立即在学术期刊大力推荐其著作，向匹兹堡大学强力举荐，并亲自给美国国务院写信提供经济担保。
 
1951年3月，穆勒绕道香港，当面为李景均奔走，签证终于获批。
 
在匹兹堡大学，李景均迎来学术黄金时代《群体遗传学导论》成为经典教材，影响全世界一代遗传学家，他先后担任生物统计系主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成为国际公认的学术权威。
 
多年后有人问他当年的选择，他沉默良久，那张“身体欠佳，请假数月”的字条，最终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命运转折的无声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