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民，苗族，出生于1927年，海南保亭响水镇什齐村人。
1943年，16岁的邓玉民与村里60多位苗族男女被骗到县城做劳工，多次被日本军官强暴。此后的两年多里，邓玉民被强逼为性奴隶。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人撤退，邓玉民等人才逃跑。

1943年的保亭，五指山的云雾遮不住日军的铁蹄。日军1939年登陆海南后，把这里当成南进东南亚的跳板，保亭的苗族村寨成了他们掠夺劳工和妇女的目标 。邓玉民那时还是个梳着长辫的苗家少女，穿着母亲织的麻布衣裙，每天跟着族人在山里种山兰稻、采草药。村里的汉奸带着日军来招工，说去县城做工能赚大米，能让家里人吃饱饭。她和60多个乡亲信了，谁能想到，那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

到了县城，所谓的“做工”就是劈山开路、修炮楼，日军拿着皮鞭日夜抽打，饿了就啃点红薯藤，渴了只能喝沟里的脏水。更让她绝望的是，日军军官看她长得清秀，当天就把她拖进了营房。她拼命挣扎，指甲抓破了日军的胳膊，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然后被粗暴地强暴。那一夜，她的哭声被枪声和日军的狂笑淹没，苗家姑娘的尊严被撕得粉碎。

接下来的两年多，她成了日军的性奴隶，被关在所谓的“快乐房”里，白天要洗衣做饭、伺候日军，夜里就成了他们发泄兽欲的工具 。有一次，她趁日军醉酒想逃跑，被巡逻的士兵抓了回来，日军用枪托砸她的腿，疼得她三天都下不了床。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几个苗家姑娘，有个叫阿妹的，因为反抗太激烈，被日军用刺刀划破了脸，最后精神失常，疯疯癫癫地死在营房里。邓玉民不敢再逃，她只能默默忍受，心里盼着有一天能回家，能再看到什齐村的梯田和云雾。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月经不调，常常发烧，日军却不管她的死活，只把她当成工具。她想念村里的腊肉，想念母亲煮的山兰酒，想念和姐妹们在溪边唱歌的日子，可这些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她甚至不敢哭出声，怕引来更残酷的殴打。她的眼神从最初的愤怒，慢慢变成了麻木，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偷偷抹眼泪。

1945年8月的一天，营地里突然乱了起来，日军们忙着收拾东西，脸上满是慌张。后来她才知道，日本投降了，要撤退了。她和几个还能走动的姐妹，趁着混乱，偷偷跑出了营房，一路躲躲藏藏，走了三天三夜才回到什齐村。村里的人看到她，有的同情，有的害怕，还有的指指点点。她的父母已经去世，哥哥嫂子收留了她，可她总觉得自己脏，不配和家人一起生活。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愿出门，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梦见日军的皮鞭和狞笑。

后来，她嫁给了村里的一个苗族青年，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清贫，却也算安稳。可那段经历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她心里一辈子。她从不跟孩子们提过去的事，直到2001年，上海师范大学的调查人员找到她，她才颤抖着说出那段屈辱的历史 。同年7月，她和黄有良、陈亚扁等8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道歉和赔偿 。她在法庭上用苗语诉说自己的遭遇，翻译一边译，一边流泪。可日本政府却百般抵赖，说“没有证据证明日军强征慰安妇”，一次次驳回她们的诉讼。

晚年的邓玉民，身体越来越差，眼睛花了，耳朵也聋了，可她心里最惦记的，还是日本政府的道歉。她常跟女儿说：“我不要钱，我只要他们说一句‘对不起’，我就能闭眼了。”2014年6月20日，87岁的邓玉民在什齐村的老屋里去世，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离世的苗族“慰安妇”幸存者。临终前，她还拉着女儿的手，念叨着：“他们怎么还不道歉……”她到死都没等到那句迟来的道歉。

和邓玉民一样，海南还有很多“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比如澄迈的王志凤、临高的林爱兰，她们都曾被日军强迫成为性奴隶，一辈子活在阴影里。截至2024年，海南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经不到5人，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没能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这些老人，用一生的时间，背负着无法愈合的创伤，她们的故事，是日军侵华暴行最真实的见证。

可日本政府至今仍在试图篡改历史，他们修改教科书，删除“慰安妇”相关内容，甚至有人声称“慰安妇是自愿的”。这种无耻的言论，比当年的日军更令人愤怒！邓玉民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伤痛。她的眼泪，她的屈辱，她的等待，都在告诉我们，历史不能忘记，正义不能缺席。

我们不能让邓玉民这样的老人含恨而终，不能让历史的真相被掩盖。记住邓玉民，记住那些受害者，记住历史，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只有正视历史，才能不让悲剧重演，才能守护好今天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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