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刑前，狱警看着两名地下党员突然表示：只能救其中一人，你们说应该救谁？
1935年1月，遵义城的风声比山里的冬风还要尖利。会议才闭幕，中央红军急需一条安全的乌江渡线；而省城贵阳的布告栏上，却贴满了“清剿赤匪”的檄文。两股力量，在贵州高原的褶皱里七弯八拐地对撞。
此时的毕节只有一条通县的石板路。白日里，年轻画师林青端着木板给商户画像，袖口沾着颜料，旁人只当他谋生。夜幕落下，墙角的石灰水还冒着潮气，他已悄悄把“抗日救国”“打土豪”的标语贴到鼓楼口。几句山歌一改，三弦响处，“国际歌”也能顺溜地钻进赶场人的耳朵。三年下来，三十多位伙计、挑夫、学徒被他拉进一个小小支部，散在盐号、客栈和米行里，工钱微薄，却肯把命押上。

紧跟着长征路线南移，林青接到新任务：摸清乌江沿岸栈道、水深和岗哨。那年春天，他在赤水河畔遇到周恩来，两句交谈点到即止，一张摊开的油纸地图却成了渡江的坐标。几周后，保安司令部新印的密码本落入他手中——他装作测绘员，一边给地方军官写字，一边悄悄抄下六份调防计划。贵州山高谷深，道路稀疏，这几页数字比枪支更要紧。
高压随之而来。省党部特设“清共队”，重赏告密。1935年7月19日，万宝街的联络站被包围，十八名同志被堵在二楼。枪托砸碎窗棂，林青被拖下楼时右腿骨折，却仍死死护住怀表。那只铜壳表里塞着全线联系人姓名，指针在血迹里一圈圈转动。

押往贵阳监狱的路上，酷暑夹杂汗酸味。牢里新辟的“自新室”挂满花言巧语的标语，审讯室却摆着老虎凳和灌辣椒水的锑壶。林青和刘茂隆分在一间。木门上装了双层插销，外头站着一个面色黧黑的看守——董亮清。这个人背手送饭，脚步并不重。三天后，他在木碗底垫了片纸条：“东方欲晓”。刘茂隆抬头，林青只用目光示意：稳住。
董亮清原是地下交通员，潜伏已三年。“今晚只能放一个，你们自己定。”他压低嗓门说完这句话，把拇指轻轻竖起。狭小囚室里一盏煤油灯摇得厉害，墙影忽长忽短。刘茂隆捂着肿胀的手背要林青先走，林青却抢过怀表塞到他衣襟，声音低得像风：“名单在表里，你活着，支部活着。”一句话，不容再议。

深夜子时，守军交班。董亮清开锁、撤哨，一根麻绳抛上围墙。林青拖着伤腿在暗处捶墙发声，引远处岗楼注意。刘茂隆翻墙落地，只擦破手心。第二天清晨，城隍庙香客里，他已换上挑夫粗布衣，顺北门驿道离开贵阳。
八月末，林青被押赴郊外。枪声压住蝉鸣，尘土卷起，他的身影在薄雾里定格。省城报纸第三天刊出简短讯息，标题只有十个字：“共匪林青伏法，余孽在逃”。没人知道，他口袋里本可装那只表。

刘茂隆一路北上，连夜把怀表交至川北交通站。联络名单辗转进入中央手中，多名关键同志因此转移成功。1936年，他把心路写成数万字手稿托友人带往上海，辗转寄给鲁迅。鲁迅回信只有一句：革命之火，当以血点燃。
新中国成立后，刘茂隆参与地方政务，终身拒绝回忆录。他只在1980年向后辈谈起过狱中那盏煤油灯，“光不大，却够照一条路”。贵州地下党曾以画笔、山歌、怀表和一根麻绳撑起情报链。林青的选择，让这条链子没有在黑牢里断掉；他的牺牲，正好承接了那份必须延续的使命。当年风响的石板路已铺成公路，旧监门上的铁锁锈迹班斑，却依稀能看见半截斑驳的字迹——“坚贞”二字，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