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奇怪的是，很多研究核武器的人，都生病了。原来，大量强辐射物质吸入人体，对人体危害极大。开发促核素药物已成为当务之急。令我惊讶的是，最终开发出这种药物的人是一个药学“门外汉”。

那时中国刚刚打破核垄断，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发展核力量，是为了防御，也是为了不再被核威胁压着走。可核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背后有无数人在荒凉试验场、实验室和防护条件有限的环境里承担风险。国家有了盾，也必须给建设这面盾的人准备“药箱”。

谢毓元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推到前台的。他最打动我的地方，不是履历有多漂亮，而是他面对任务时没有说“这不是我的专业”。他本来学的是化学，194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195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

严格说，他不是按传统药学道路培养出来的人。可国家需要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他就从化学的角度切进去：既然钚、钍、锆等放射性元素进入人体后难以处理，那能不能设计一种“抓手”，把它们抓住，再排出去？

这个思路，就是螯合剂。说得通俗一点，它像一把小钳子，进入人体后专门去“夹住”某些金属离子，变成更容易溶解、也更容易排出的物质。难的是，药不能只追求“抓得住”，还要毒性低、排得快、能生产、能推广。实验室里成功一小瓶，和真正让一线人员用得上，是两回事。

谢毓元后来用左旋多巴作为原料，合成出低毒、促排效果较好的新型螯合剂。但马上又遇到现实问题：当时左旋多巴依赖进口，价格高，不适合大规模使用。很多科研项目就卡在这里，论文可以写，产业化却走不动。

谢毓元没有绕过去，而是回到中国自己的资源里找办法。他发现藜豆中含有较多左旋多巴，于是带队完成提取工艺。1974年，这项工艺通过鉴定，并被收载进197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这一步很关键，因为它把“有药”变成了“能稳定生产的药”。

其实，谢毓元救人的故事不止核素促排。20世纪50年代，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压力很大，锑剂有疗效，但中毒风险也不小。他在相关研究中合成出的二巯丁二酸，后来成为重要的重金属解毒药。

1992年，河南郑州发生砒霜中毒事件，上海方面曾紧急空运二巯丁二酸用于抢救。一个药物从实验台走到急救现场，那一刻，科研的价值不用再解释。

我觉得谢毓元身上有一种很朴素的中国科学家精神：不追风口，不挑任务，不把“跨界”当借口。血吸虫病需要药，他去做；重金属中毒需要药，他去做；核事业需要安全保障，他还是去做。他一生多次改变研究方向，背后不是个人兴趣的摇摆，而是国家需求在哪里，他就把实验台搬到哪里。

今天中国核药产业升温，秦山核电等平台正在推进碳-14、镥-177、钇-90等同位素生产，核技术应用产业也被视为新的增长点。看起来，这是新赛道、新产业、新技术。但往深处想，它离不开老一辈打下的底子：他们先解决“有没有”，再解决“能不能国产”，最后才有今天谈“高质量发展”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