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之后,有38.8万黑人被贩卖到美洲沦为黑奴,女黑奴常常被迫屈从于奴隶主,生下的孩子一出生就自带奴隶身份,而奴隶主不会承认这些私生子,哪怕孩子肤色很白,在他们眼里,始终是耻辱。这种由于血缘带来的终身枷锁，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经过了一场严酷的法律博弈才被固定下来的。

1655年，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沃里克县法院，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基的混血女性站在了法官面前。伊丽莎白·基的父亲是白人种植园主兼下院议员托马斯·基，母亲则是一名姓名不详的黑人女奴。按照当时英国普通法的“子女身份随父”原则，伊丽莎白·基应当是自由人。

然而，在托马斯·基去世后，约翰·莫特拉姆作为遗嘱执行人，却强行将伊丽莎白·基视作奴隶财产。伊丽莎白·基不甘心余生在甘蔗地和棉花田里劳作，于是雇佣了白人法律顾问威廉·格林斯特德向法院提起诉讼。威廉·格林斯特德在法庭上展开辩论，强调伊丽莎白·基已经接受了洗礼，且其生父是英国自由公民。

1656年，法院最终裁定伊丽莎白·基及其幼子获得自由。这次胜诉虽然让伊丽莎白·基摆脱了苦海，却引起了当地白人奴隶主群体的集体恐慌。

为了堵死混血后代通过父亲身份获得自由的路径，弗吉尼亚议会在1662年紧急出台了“随母为奴”原则。这条法律规定，所有在殖民地出生的孩子，其身份必须根据母亲的状态来判定。这项法律的制定彻底改变了北美奴隶制的性质，也让女黑奴沦为了奴隶主眼中的生产工具。

到了18世纪末，这种制度的残酷性在托马斯·杰斐逊的蒙蒂塞洛庄园里得到了更复杂的体现。1787年，年仅14岁的萨莉·海明斯作为托马斯·杰斐逊女儿玛利亚的侍女，跟随着托马斯·杰斐逊前往巴黎。那时的法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萨莉·海明斯完全可以留在法国申请自由。

萨莉·海明斯之子麦迪逊·海明斯在1873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萨莉·海明斯在巴黎期间曾向托马斯·杰斐逊提出条件，要求托马斯·杰斐逊承诺萨莉·海明斯将来生育的所有孩子都必须在21岁时获得自由，否则萨莉·海明斯拒绝返回美国。托马斯·杰斐逊最终签署了这项非正式的协议。

回到蒙蒂塞洛后，萨莉·海明斯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为托马斯·杰斐逊生下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活到了成年。虽然萨莉·海明斯的孩子们拥有托马斯·杰斐逊的血缘，但他们在庄园里依然被视为奴隶。

1822年，哈丽特·海明斯长到21岁，托马斯·杰斐逊履行诺言，给了哈丽特·海明斯50美元并让哈丽特·海明斯离开。哈丽特·海明斯凭借极浅的肤色在华盛顿特区以白人的身份生活，再也没有回到奴隶主的阴影下。

萨莉·海明斯的另一个儿子埃斯顿·海明斯则在托马斯·杰斐逊去世后被正式释放，埃斯顿·海明斯随后迁往威斯康星州，并将姓氏改成了杰斐逊。1998年，科学家通过DNA比对证实了埃斯顿·海明斯的后裔确实带有托马斯·杰斐逊家族的基因，这段被掩盖了两百年的皇室秘密才真相大白。

进入20世纪，这种对血缘的排斥从社会偏见演变成了更加极端和法律化的“一滴血规则”。1924年，弗吉尼亚州生命统计局局长沃尔特·普莱克博士主导推动了《种族廉洁法》。

沃尔特·普莱克博士在任期内表现出近乎病态的狂热，沃尔特·普莱克博士要求重新审查弗吉尼亚州所有的出生证明和婚姻档案记录。

根据沃尔特·普莱克博士制定的标准，哪怕一个人的祖先中只有一丁点黑人血缘，也必须被标记为非白人。沃尔特·普莱克博士甚至给全州的医生和接生婆写信，威胁如果给具有黑人血统的孩子登记为白人，就会面临监禁。

这种法律化的歧视导致无数已经融入白人社会的混血家庭一夜之间丧失了公民权。在1924年的弗吉尼压州，许多外貌与白人无异的民众因为沃尔特·普莱克博士的档案清理，被迫离开白人学校，失去了进入白人医院就医的权利。

沃尔特·普莱克博士这种极端的行为，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白人血统的“纯净”，防止奴隶制度留下的混血后代通过伪装身份渗透进统治阶层。

直到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裁定种族隔离婚姻法违宪，这种建立在血缘歧视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才在名义上土崩瓦解，但那些被刻在出生证上的种族烙印，依然在无数家庭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