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光作为上将之子，如果父亲没有出事，或许也会成为一名将军，他真的错过机会了吗？
1962年冬，西安南郊的操场被薄雪覆盖，电讯工程学院新生正排队领取军被。那一年，19岁的黄春光递上录取通知书，学号后面被特意打了个红圈，辅导员只简短交代一句：“技术尖子，将来要去一线。”谁都不知，这个年轻人背后还有一位1955年就佩上上将肩章的父亲。
六年的专业训练里，他刻意把自己融进大队人群。课余闲聊时同学问起身世，他总笑着甩手：“家里也就普通干部，不提也罢。”为了避嫌，注册表上干脆填了“项阳”，跟母亲姓，只保留一个不易出错的“阳”字。那会儿的军校生毕业后大多要下基层，黄春光也不例外——1968年分到云南蒙自的空军38师，担任机械员。

蒙自机场湿热，跑道边全是红土。机械员表面听起来清闲，其实天天和雷达、线路、发电机较劲，一出故障就必须立刻排除，否则飞机落不了地。基层锤炼了一年多，师部看他技术扎实，提他做作战科参谋。有人打趣：“姓项却是黄家的骨头，升得快。”他只是摆手：“岗位需要，我赶上罢了。”
1970年末，北京突然发来调令——空军“防空突袭办公室”缺人。回到西山后，他坐进那间被称为“值班室”的平房，负责监控北方空域。父亲偶尔经过门口，也只是点头示意，从不多言。9个月后，局势骤变，9月中旬的午夜灯火通明，黄永胜匆匆召见警卫员，黄春光被喊去帮忙整理文件。父亲只说了四个字：“一切照程序。”

“东西带走还是烧掉？”他小声询问。父亲停下手中的打火机：“按规定处理。”短短一句，对话便结束。几天后，母亲项辉方通过电话让他立即搬离官舍——语气生硬，甚至没用称呼。9月24日夜，他抱着才五个月大的儿子站在街口，军用吉普轰然启动，师部的人只留下半句安慰：“组织会妥善安排。”
随后而来的是两年的隔离调查。最初，他被单独安置在西郊一处招待所，楼道口有士兵执勤。有人在门外嘀咕：“他只是长子，又没参会。”无人回答。第二年春节前，他被送往团河农场劳动。白天割苇子，夜里抄条例。农场里不少和他类似的军人子弟，大家默默比谁的茧子厚。有意思的是，母亲就在隔壁楼，但管理规定不允许相见，他偶尔能听见熟悉的咳嗽，却不敢出声。

1975年，调查结束。空军管理处给他一个“军粮生产队副队长”的身份，副团待遇，却只管正连级干部，这种尴尬职位在当时并不少见。他依旧干活认真，却再也看不到晋升通道。临近1976年，新一轮军转干安置启动，他选择主动脱下军装，去了广东韶关一家国营工厂担任副厂长，行政级别降了半格，生活却安稳下来。
转地方的头两年，他在车间帮工人调试进口机床，忙得连春节都没回家。改革开放的风刚吹起，很多退役军官开始琢磨商机，他也被厂里派去香港看设备，那趟差旅打开了视野。1981年1月，法院对黄永胜作出判决，同年8月保外就医，被安置在青岛。听到消息，他马上申请调岗，理由简单：“家里老人需要照料。”工厂同意了，把他调成青岛分厂副厂长。

照料父亲的那段时间，他每天带药、量血压，晚上跑到码头散步。老人身体逐渐衰弱，1983年4月病逝。料理完后事，他递交辞呈：“想自己干点买卖。”不少同事劝他：“副厂长多稳当，下海风险大。”他笑着说：“再折腾几年，也算给孩子创条路。”一年后，小规模贸易公司在海边成立，主营电子零部件，靠着过去积累的人脉和部队时期练出的守信用，他把业务做得有声有色。等儿子大学毕业，他干脆把公司交给晚辈，自己退到幕后，只偶尔参加老兵聚会。
很多同龄人私下感慨，如果没有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浪，以黄春光的履历，少校、中校不过时间问题，后面一步步走，也未必不能摸到将星。可时代不会倒带。他用几十年的沉浮告诉旁人：出身可能带来机遇，也可能带来重荷；真正能握住的，还是每天摆在眼前的那份职责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