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华国锋去世后，儿子专程回到交城挑选墓地，对县委提出了四项反复强调的具体要求
1940年的卦山脚下，霜气笼着枣林，年轻的苏铸和乡亲们压着步子沿山道搬运粮食。有人小声嘀咕：“小苏，你真打算一辈子留在队里？”他只回了一句：“山西是我的根，哪儿也跑不了。”七十年后，这句话成了预言。2008年8月，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里，他已是87岁的华国锋，却仍惦念那片山坡，“回卦山”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心愿。
噩耗传回家乡时，交城县正忙着筹备秋粮收购。县里赶紧派人进京吊唁。几天后，华国锋的儿子和遗孀韩芝俊带着一张写满要点的纸回到交城。晚间的招待所里，县领导刚开口表示要精心选址，韩芝俊摆摆手：“过度铺张不合适，我们只有四条底线。”她一条条念出——“不用良田，不动文物，不毁林木，不占民宅。”话音刚落，坐在一旁的分管副县长皱眉，却还是点头，“明白，这四条，我们记住了。”

这四句看似简单，却让选址工作一下子陷入狭窄的范围。卦山南麓是一大片高产枣园，东侧有晋绥抗日根据地旧址，西面是正在规划的生态公园，只剩山脊上一块乱石遍布的黄土坡可供考虑。县里找来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师到现场看了一圈：“地势陡，施工难度大，经费要省着用。”家属当场回应：“能走台阶就行，不必修车道。”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施工要点，墓区最终只占地一公顷多，石阶自山脚盘旋而上，没有一寸水泥路。

施工时传出了风声。2011年清明节后，一家都市报突然刊文称“华国锋陵园占地10公顷，投资上亿元”。在北京工作的侄女苏凤仙翻到报纸，气得直拨交城电话：“哪来十公顷？我们说过不许乱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庆峰只得连夜联系记者。第二天，记者带队上山，看到的却是泥石混杂的台阶、半人高的小松。路边一位老农把锄头往肩上一扛：“这哪有十公顷？俺们的枣树还在哩！”
调查结果刊出后，误会迅速平息。荒坡上竖起的主碑仅两人合抱粗细，背面刻着华国锋的革命履历，前方空出的一片空地被设计为吕梁英烈小广场。纪念设施和步道全部纳入早在2000年就获批的卦山生态景区整体规划，经费由县财政与社会捐助共同承担，未向村民另行征地。对照设计图，外界那串“14个足球场”的说法显得失真而滑稽。

在交城，本家或外乡人说起华国锋，最常引用的仍是那四条要求。“他当年在山里带着我们分粮种地，一点不敢多拿，如今走了也一样。”83岁的瓦窑村支书对记者说道。另一位老人插话：“老华的陵园就在荒坡上，对面就是咱的枣树林，秋天还能照常收果子，这才叫为后人着想。”
华国锋的谨慎与节俭并非一时冲动。1976年，他临危受命主持中央工作，第一件大事便是稳定局势；1981年他主动请辞主要职务，同样是为了大局过渡平稳。多年习惯的，是把个人进退放在国家利益之后。晚年处理后事，他依旧遵循这个逻辑：不能多占资源，也不给地方添乱。

卦山陵园竣工后，县里把它与附近数十处晋绥旧址串点成线，年均接待游客近二十万人次，农家乐、红枣销售让几个山村的集体收入翻番。设计师再访现场时感慨：“这恐怕是最省钱的一座领导人纪念地，却带来了最实在的收益。”一句玩笑，却道出了坟冢之外的深意——节制自己的需求，让更多资源回流大众，这也是华国锋一生行事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