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长刘伯龙睡梦中离奇身亡，谷正伦杀他前怒吼：你实在太过分了！
1949年3月初，浙江溪口的慈庵书房里，蒋介石一次性签出三份任命电令，贵州省主席、十九兵团司令、以及新八十九军军长悉数换防。外人只瞧见人事表上的名字，真正的玄机却在“交叉牵制”四字：省府由谷正伦坐镇，军权交给黄埔三期的刘伯龙，兵团长则继续让何绍周兼管。层层叠叠的指令，看似精巧，实则把派系缠成死结。
谷正伦出身日军士官学校，自恃是“科班出身”；刘伯龙却是锋芒毕露的黄埔骄子，曾在武汉会战负责防区警戒，拉着黄呢大氅招呼谷某“坐下喝口茶”，两人第一次见面便彼此看不顺眼。刘惯用的是“快刀”——谁挡道，先行处置。1939年夏天，他在湖南芷江当师长，深夜枪决了怀疑通共的一名连长，连个军法程序都没走；两年后又在镇远军械库口，亲手毙掉磨洋工的工兵营长。消息传回省城，人心惴惴，谷正伦评价一句“不受制约”，从此两条线分道而行。

进入1949年春，南京失守在即，国民党中央被迫接受“划江而治”思路。代总统李宗仁拉拢桂系，谷正伦顺水推舟，在4月的贵阳军政联席会上抛出“借桂军协防”提议。“你要请白崇禧的人进黔？这可是吃里扒外。”刘伯龙当场冷嘲一句，让会场气氛瞬时凝固。会后他飞一封加急电报到广州，指认谷“暗通桂逆”。蒋的回电只有寥寥数语：“严查，勿纵。”自此，省府与军部之间的防线不再是南明河，而是拔枪可见的对峙。
9月底，贵州保安部队整编。刘伯龙递上一份“可信”军官名单，几乎清一色黄埔同学。谷正伦摊开表格，眉头一挑：“全是你的人，我来干什么？”会后他将名单撕碎，随手丢进火盆。有人劝他和解，他只回一句：“各归其主，已无转圜。”这番话传到刘耳朵里，火药味更浓。

11月8日，解放军在黔东突破湘黔公路防线，贵阳城内的枪声渐近。城外战火映红夜空，城里却先炸响另一声枪响——黔军元老卢焘的吉普车被拦下，司机刚踩刹车就被一梭子子弹打透车门。卢焘当场殒命。目击者声称看见八十九军军官在旁指挥，传言四起，街巷人心惶惶。谷正伦愤怒却无兵可调，只能奔走于绥靖公署与省府之间，试图稳住局面。
两天后，谷向蒋、阎锡山连发急电，称“病重需静养”，并暗示刘伯龙应负全责。16日清晨，刘伯龙带着十余名警卫车队自贵阳出发，赶赴晴隆探望这位“病危的老乡”。距城门二十里处，公路右侧山坡忽然枪声连续炸裂，车窗玻璃碎裂声连成一线。副官回头惊呼：“军长，埋伏！”话音未落，刘已中弹，身躯前倾压在方向盘上，汽笛长鸣，久久未停。

消息传回省府，各方表态微妙。何绍周先发唁电，随后又将八十九军番号交予张涛指挥，算是止血。谷正伦则在文件上盖了鲜红手印，说明“奉命肃奸，事出无奈”。国防部随后以“战时处置”将事件一笔带过，留下一纸追认表彰。蒋介石对贵州的“平衡术”自此破局，西南防线再无修补可能。

贵阳失守不到一周，残部沿滇黔公路溃散。一路上，仓皇军车与难民混成长龙，商号大门紧闭，乡里枪声杂陈。地方原有的黔军传统势力，随着卢焘之死宣告斩断脐带；黄埔系虽暂握兵权，却在解放军兵锋下转瞬瓦解。派系之所以存在，只因权力需要；一旦大厦将倾，积怨、猜忌与私仇迅速膨胀，把防务疆域拱手让人。
1950年春，台北士林官邸里，蒋介石偶尔提起贵州，语速极慢：“派系之害，可见一斑。”陪侍的阎锡山点头，却无言以对。三年后，谷正伦病逝台北；至此，知晓当年伏击内幕者寥寥。国民党在西南的最后防线，被外部压力推倒，也被自己人反复撞击后碎裂成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