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作为杂牌部队师长的鲍汝澧想要投奔八路军，但他的部下都不赞成。师参谋长魏琳说：“以你的暴脾气能应付共产党吗？况且，共产党能要你吗？就算胡宗南把你的部队编掉，还不得给你一个高参当当，让你吃一碗饭。”
一支刚从抗日战场上走下来的部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推到裁撤边缘。鲍汝澧面前摆着的，不是打不打仗的问题，而是队伍还能不能保住、人还能不能安身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开始整编。那些嫡系部队有靠山，有番号，有粮饷，日子相对好过。

可像鲍汝澧这样的杂牌部队师长，最怕的就是一句“裁撤”。命令一下，师长可能变成闲职，官兵可能各自散去，过去几年打出来的地盘、人脉和威望，也会一夜之间变空。
鲍汝澧并不是没有打过硬仗。1945年前后，85军暂编第1旅扩编为暂编第62师，隶属第89军，在豫西鄂北战场参加抗日作战，曾在淅川、荆紫关一带阻击日军。
这支部队底子复杂，装备也谈不上好。里面有地方武装，有收拢来的散兵，也有在战火中慢慢聚起来的官兵。
它不像中央军那样根深叶茂，但在豫西山地战场上，确实流过血，也留下过阵亡将士。战争结束，本应论功行赏，可现实很快变了。
暂编第62师成立时间不长，就赶上大规模裁并。第89军也在调整之列，鲍汝澧最担心的事情来了：部队一旦交出去，番号没了，官兵散了，自己这个师长也就只剩一个空名。
有人劝他投靠胡宗南。理由听起来很实在：胡宗南势力大，手里有兵有地盘，顾锡九还从中说合，表示部队归胡宗南指挥，不会轻易被吞掉。
可鲍汝澧心里并不踏实。旧军队里讲派系，讲嫡庶，杂牌队伍到了大山头下面，往往是先被安抚，再被消化。
他也想过另一条路，把队伍拉到第5战区刘峙那里。可问题是，暂编第62师当时所处位置不允许他随便挪动。
带着一支部队横向转投，在当时几乎等于公开抗命。这一下，部下炸开了锅。
参谋长魏琳最清楚他的性格，才有了题目里那番话。魏琳不是单纯反对换阵营，他是怕鲍汝澧吃不下新规矩。
鲍汝澧脾气急，旧军队里的师长习惯发号施令，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讲纪律、讲组织、讲政治工作，不是凭个人威风就能带兵。魏琳还提醒他，哪怕胡宗南真把部队编掉，也大概率会给一个闲职，让他有饭吃。
对旧军官来说，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安排。丢兵权虽然难受，但至少身份还在，生活还有着落，不至于冒险走到完全陌生的路上。
亲信团长韩非铭也不赞成。他的想法更接近日常生活：师长家里有田产，自己家里也有几十亩地，真要没了军职，回去做点小买卖，也不至于饿肚子。
对这些旧军官来说，投奔八路军不只是换一身军装，而是连家产、身份、旧关系都要重新面对。鲍汝澧这才明白，自己想走，队伍未必跟着走。
一个师长离开部队，就是个人选择；一个师带着枪和人走，那就是大事。没有团长、营长和参谋系统配合，所谓“拉队伍”只能停在想法上。
但他并没有立刻死心。后来，他秘密派人与八路军方面联系。
八路军对他的态度比较明确，不论他个人前来，还是带部队过来，都表示欢迎。为了显示诚意，鲍汝澧送出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对方则回赠了食盐。
这种往来，在当时的局势下，既是试探，也是给彼此留一条路。事情的发展，却没有按鲍汝澧设想的方向走。
暂编第62师被裁撤后，他被任命为第15军副军长。这个职务听上去不低，可对一个刚丢掉自己队伍的人来说，味道并不好。
副军长有名分，却未必有实权；有位置，却不一定有自己的兵。鲍汝澧心里不服，最后没有赴任，回了老家，可他此前同八路军接触、交换物资的事情还是被人举报，国民党方面以“通共”名义将他逮捕。
由于缺少确凿证据，他被关押一段时间后才得以保释，对他来说，这次冒险没有换来新出路，反而让自己陷入麻烦。不过，鲍汝澧的历史并没有停在这一页。
到1949年，形势已经大变。张轸部在湖北金口、贺胜桥等地起义，所属部队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
1950年，第五十一军番号撤销后，部分部队和干部转入地方军区系统，鲍汝澧后来任大冶军分区副司令员。把前后放在一起看，1945年那次想投奔八路军，并不是简单的“临时起意”。
它背后是杂牌部队在抗战胜利后的尴尬处境：打仗时需要你，胜利后却未必容得下你；你有战功，但不一定有靠山；你有部队，却不一定保得住番号。魏琳那番话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它把旧军官的顾虑说透了。
有人怕失去地位，有人怕改变生活，有人怕适应不了新纪律，也有人只想保住眼前那碗饭。鲍汝澧看到了胡宗南系统可能吞并部队的危险，却没有足够力量带着部下另找出路。
在于时代转弯时，个人选择往往受制于部队、派系、家产、身份和现实利益。一个师长看似能决定很多事，可当身边人都不愿冒险时，他也很难独自改变整支队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