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毛泽东迟迟不愿搬离旧居，陈士榘率兵赶赴中南海无奈感叹：我这个司令员可真不好当呀！
1951年深秋的清晨，中央财政部的预算会拖到了天亮，桌上那一摞厚厚的账本只有几个醒目的红字：缺口巨大。彼时，中央各部门递来的建设申请多到令人眼花，唯独一份被退回——给菊香书屋翻修屋顶的报告。会后，行政处处长罗道让苦着脸走进中南海，小心翼翼地放下图纸，“主席，这是安全所需的维修方案。”毛泽东把烟头按进烟缸，抬眼一句：“钱更该花在志愿军身上，我这几间老屋还能住。”
新中国甫一成立，硬币的分量比砖瓦更沉。抗美援朝的前线每天都在烧钱，国内工厂又缺钢少电，节流成了常态。高级干部们的住房申请大多被延后，菊香书屋的窗棂裂了缝，用报纸糊一糊；门槛腐了，就钉两块木板支撑；连消防队急着加装的喷淋系统，也被主席一句“老办法行得通”挡了回去。可厕所的下水道经常返味，罗道让硬着头皮悄悄换了管线。毛泽东察觉后没批评，只留下一句：“方便群众是正理。”

1959年夏，田家英接到通知，原本住的筒子楼要拆，他那位文静的夫人抱着两个孩子犯了愁。永福堂空着，毛泽东一句“去那里吧，书多空气好”，让小院热闹起来。搬家那天，十几件旧行李、一只生锈的暖水瓶就算全部家当。黄昏时分，十三岁的曾立推开藏书室门，惊见毛远新正蹲在地上翻《资本论》。她小声喊：“你怎么跑这儿？”毛远新抬头憨笑，“听舅爷说这儿书多，来蹭点儿墨水。”一句话惹得大家都笑了。孩子们的脚步声在廊檐下回荡，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落叶纷飞，比任何装修都更像家。
有意思的是，简朴不代表固执。玉泉山的土坡旁，江青悄悄指挥工人挖池子，打算建个“疗养泳池”。工程刚起沙坑，毛泽东外出归来，看到几辆满载水泥的卡车，脸色一沉。夜里，夫妻俩围着茶几谈了半小时。江青辩解：“只是想锻炼身体。”毛泽东把话掷得直白：“百姓吃啥？你我就吃啥。池子先停！”第二天，施工现场封闭，账单却已开出。稿费被抽走一大笔，自家花自家还，这是底线。

1960年春，天上几乎不下雨，地里连草籽都发不出芽，粮票越剪越薄。毛泽东索性通知厨房取消肉食，只煮地瓜干和玉米面。“主席，这可太单调了。”厨师长不好意思地说。“单调好，人人都有得吃才好。”他端起黑窝窝头就着开水咽下，连盐也舍不得多放。警卫员李银桥心疼，悄悄塞来两块红糖，被他摆手推回：“留给伤员吧。”这样的日复一日，让身边人再难开口提改善生活。
就在同一时期，国防部急着在京畿要地加固防空体系。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带着蓝图进了中南海，一口气讲了半个钟头，末了叹气：“主席，您要是不搬，我这司令员也难做呀。”毛泽东听完，竟哈哈一笑：“非要挖，就挖，别动我的书。”一句玩笑，却也是原则。结果是院子角落挖出了防空洞，主屋依旧保留，搬家只象征性地挪到西侧厢房。晚上巡视工地时，陈士榘悄声嘟囔：“真把你这老房子当国宝了。”毛泽东拍拍他肩：“房子朴素一点，心里才装得下天下事。”

那几年，北京的冬天格外长，煤票管得紧。菊香书屋里没加装暖气，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烧得通红的火盆。文件多到堆成山，墨迹经常因为寒气迟凝。工作人员提议换成电暖器，毛泽东摇头，“电厂拉闸限电呢，咱们先挨着。”这一拒绝不仅是节省，更像一种信号：最高处都啃窝头、烤火盆，底下自然不敢奢靡。统计局后来发现，当年中央机关的生活开支同比降了近两成。
在外人看来，那些年里中南海大门紧闭，仿佛与世隔绝；可里面的选择与自律，却在悄悄塑造一套新的权力生活范式——位置高，却不享特供；事务繁，却不修华厦。久而久之，“不给自己谋特殊”成了当时干部的口头禅。历史学者统计，三年自然灾害最艰难的1960年，国家财政对国防、农业、水利的投入反倒保持了上升，这背后不仅是数字的调整，更与领导集体营造的“节约氛围”分不开。

若有人问，菊香书屋终究还是重修了吧？答案是：直到70年代初，房梁腐朽到危险程度，才进行一次加固，而那时的中国，外债已基本还清，石油自给率也超过九成。陈士榘退休前又路过老宅，他歪着头看了看新换的琉璃瓦，感叹：“这下可稳当了。”身边老警卫低声回道：“稳当就好，但他的老棉袄还在穿。”
领导人的选择常常带着象征意味。菊香书屋的瓦声、火盆的红光、永福堂的书香，最终汇成一种难以忽视的信号：资源再紧，也要先想着国家；条件再苦，也别先想着自己。于是，那个困顿年代过去后，这种朴素作风却在不少干部心里扎下了根，成了衡量是非的一把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