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人生决策却错过了比诸葛亮还厉害的高人是谁？
公元189年春，洛阳烈焰冲天。董卓的铁骑踏碎宫阙，也把天下读书人的心烧得滚烫。博陵崔氏的家主崔烈在乱局里挤进三公行列，花了重金买得司徒、太尉之职；同一屋檐下，他的次子崔钧却把诏书掷在庭前，冷冷一句：“苟非其义，富贵何为？”这一闹，孤高的少年扭头南行，去往山林。
崔钧在并州时做过太守，恰逢匈奴犯境，他只用三千步骑便截断胡骑归路，斩获千余。战罢回府，朝廷赐金帛，他却推说“士卒未赏，吾岂敢先取”，将赏赐悉数分给部下。后来袁绍起兵西向，他受邀挂名参军，出谋划策数次，但见诸侯倾轧无休，索性弃印绶，隐居襄阳近郊，邻人只知他喜琴书，不问政事。

196年初夏，刘备在徐州失守后，带着关羽、张飞和残部奔向荆州。刘表把他安置于新野，一来示好汉室宗亲，二来借刀制衡曹操。新野小城兵寡粮缺，刘备日夜发愁。恰在此时，徐庶从樊城渡江而至。短短数月，新野军连败蔡瑁、张允，声名大振。可风云突变，曹操挟其母入洛，徐庶无奈北上。临别时，他压低声音：“城西二十里卧龙岗，有一人可替我百倍。”刘备记下了这个名字——诸葛孔明。
同年深秋，刘备率关羽、张飞首探卧龙岗却扑空。返程途中，大雨随风而至，众人借宿乡野茅庐。篝火微明，风声簌簌，帐外忽见一名布衫儒者倚杖而行。张飞嘟囔：“这八成就是那卧龙。”刘备起身相迎，自报姓名。儒者微笑摇头：“州平，不过过客。”几句交谈，刘备惊觉此人议论剿贼、安民、割据之策娓娓道来，却对入世佐君无半点兴趣。翌日拂晓，崔钧已提壶远去，只留一行字：“天地一壶酒，万里独行人。”刘备怅然。
回到新野，关羽忍不住劝：“玄德兄，错过此人，何不再追？”刘备叹气：“壮士求道不同，当不强之。”他仍惦念徐庶推重的“卧龙”，于是第二次、第三次踏雪访庐，终把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出山。竹庵夜谈，地图摊开，亮以手为帚划三分：“先据荆益，后联孙权，东向而图中原，可与曹丞相试高下。”刘备拍案，称善。

诸葛亮自此执掌蜀汉中枢，一纸《隆中对》化作十余年旷世经营：取益州，夺汉中，联吴抗曹。可局限也在眼前——蜀地十余郡县，粮道险，人口稀，北伐难出陇坂。诸葛亮尽瘁而终，北上五次未克长安。后人感佩其忠诚，又叹其力有未逮。
再看崔钧，隐居山阴，不问王事，却与江南名流往来密切。有人劝他出山辅政，他笑答：“治天下者，不只凭一策，更需时运。时不可为，我岂敢任意摇橹？”这种“识时曲直而不争”的心性，正与诸葛亮“愿试身报国”的激昂相映成趣。一个选择逆流而上，一个决意袖手旁观，同样的才情，走向却天差地别。

刘备究竟是否真的“错失”了崔钧？答案并不简单。招贤若要成功，必须三件事同时满足：主公有地盘，能供才尽展；谋士有志向，甘受人间烦恼；大势留窗口，给他们施展舞台。196年的刘备不过寄人篱下，粮草兵源皆握在刘表手中。崔钧早看透诸侯相争的宿命，于是将“身在山林心在天下”的念头收起，转作清风明月的朋友。双方的时针，注定合不上。若勉强结盟，只怕也是“琴瑟不调”。
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入蜀后，曾与崔钧有过数次书札往返。信中，崔钧剖析河朔兵马可趁机南下的可能，又提醒蜀汉勿恋险远征。可这些文字多留在案头，真正写进战图的并不多。原因简单——蜀汉财力难支“双轨战略”，兴复汉室的使命只容得下一个总设计师。人才不是多多益善，如何分工、如何信任，同样考验一国之主的胸襟与调度。

公元222年，刘备在夷陵仓皇撤军，白帝城内灯如豆火。老将们回忆往昔，常提那位曾与主公错身而过的博陵高士。有人揣测：若崔钧与孔明并肩，会否另有篇章？历史学者多半摇头。蜀汉根基本弱，东吴、曹魏夹击，如加一位良谋，不过让棋局多几手精妙，却未必能倒转乾坤。乱世里，人谋与天意交错，胜负往往决定于粮草、地利、制度，而非单一“绝世高人”。
崔钧最终寿终于江南道院，据传丧礼极简，只留下一卷《牧令要术》和一片竹林。诸葛亮则于234年五丈原病逝，遗命节俭。两位同代才士，一动一静，轨迹分岔，却都以清廉名世。刘备的选择与遗憾，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也提醒后来者：知人易，合拍难；乱世用才，既要眼力，更要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