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东北军区一位会计因被举报贪污被捕，公安调查后竟发现其真实身份不一般！
1952年冬，沈阳的机关里开始流传一句顺口溜：“灯一亮，账本晾；口袋里多出三五千，脑袋上就要多顶一顶帽子。”三反五反运动把“贪污”“浪费”两个字烙在所有公职人员心口上，东三省的每家部队医院都在自查账目，抚顺陆军医院也不例外。就是这股风，把会计股长毛万才推到聚光灯下。
在院部的走廊里，一封匿名信被塞进检举箱：“会计毛万才近来衣着奢华，手上戴金表，望严查其经济来源。”署名处只写了一个“群众”。领导没敢怠慢，当晚把信交到东北军区纪检部门。第二天一早，几名公安干警抵达会计室，开宗明义：“请配合调查。”毛万才只回了一句：“公家账本在柜子里，需要钥匙我给。”

账实核对用了整整三天，每一张报销单、每一本进销存台账，都对得严丝合缝。可那只镀金手表、上海呢子大衣、还没剪标签的绸缎被面，的确摆在他柜子里。“东西哪来的？”公安问。毛万才沉默片刻，从抽屉掏出一封陈旧的家书和几张用旧币开具的收据。
“这是亲人接济的。”他补了一句，“名字可能吓到各位。”看守哑然：“说。”“毛泽青，我堂兄叫毛泽东。”这句话炸开了锅。院领导随即向军区报告，再层层上报。几位审查员对视一眼，其中一人低声嘀咕：“怪不得账上没问题。”

身份确认的电报一天后回到抚顺。毛泽青，也就是登记名“毛万才”，1921年生于湖南韶山，1938年入党，延安财经班结业后一直做军需会计。抗战时期，他常背着算盘穿行晋察冀根据地，给前线送账册、筹粮草。枪声里算账，成了他一辈子的职业烙印。
延安岁月缺衣少被，他懂节俭。可到了1951年，他突然收到老家寄来的300万旧币——折合新人民币也够买几套像样行头。寄钱的是堂兄毛泽东。中央早有规定：领导人不得给亲属批条开后门，但私人接济属家庭责任范围。毛泽青拿到钱，先替部队困难战士捐了一部分，余下的才买了几件棉衣棉被补贴家用。

同事们却只看见他“条件翻番”，流言四起。那几年，干部月薪不过百十元，一块金表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于是有了举报信，也引来了这场调查。结果摆在眼前：公账分毫不差，私款来源合法，反而印证了军区财务管理的严谨。
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没有任何高调批示，只一句平实指令：“事实清楚，无需特殊处理，按干部管理条例执行。”毛泽青随后回到岗位，照旧穿旧军棉袄搬账本。有人劝他：“你有这样的亲戚，何不去总后勤部？北京条件好得多。”他摆摆手：“我是会算盘的，不会走‘路子’。”

值得一提的是，毛家兄弟在干部圈子里素来有名——不是因为权势，而是因为“不沾边”。毛泽民殉难前，手里管着苏维埃国库分毫未取；毛泽覃在湘赣游击区牺牲时，身边只剩半条枪带。毛岸英入朝参战前，父亲也只是让他“像别人家孩子一样服役”。这种家风，比任何口号都响亮。
1981年春，65岁的毛泽青病逝，抚顺军医学院礼堂里摆着一只旧木质灵柩，花圈不多，都是战友自发送来。档案袋上写着：“参加革命四十四年，无违纪记录。”至此，那只曾经惹祸的金表交由医院保管，上面刻着的日期停在1951年盛夏，仿佛提醒后来者：监督越严，心才越静；身份再特殊，账也要一分不少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