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马步芳前往麦加朝觐，现场却有人大声斥责：我要打你一个耳光！
1932年夏末，西宁南关集市忽然冒出一串顺口溜：“一张官票买不来一根面条。”摊主拍着空空的竹匾骂娘，布匹商摇头叹气。谁都知道，印着“青海省官钱局”字样的钞票是马步芳下令连夜赶印的，五颜六色，却不值几文。当天夜里，愤怒的伙计冲进官钱局，火把照得墙面通红，库房里成捆新票被掷进大街，风一吹，漫天都是毫无价值的纸。第二天，马家卫队封锁街口，有老乡小声议论：“这把火，要烧到省府了吧？”
追溯更早一点，1928年秋，巴戎县草场还湿漉漉时，马步芳在父兄的牛毛帐篷旁摆了三面小旗，红旗招募步兵，黄旗招募骑兵，白旗专收号称“能骑能射”的流民。短短几周，他便聚起三团二营。升到旅长那天，他对马麟低声说：“枪杆子里不只出政权，还能出银子。”从此，西宁城头的枪声与银子的味道，一并浓重起来。

西北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催他出兵河西走廊。马步芳调转马头，却只是让几个骑兵团在戈壁走了个来回。蒋介石电话里急了：“马兄，你的劲儿去哪了？”他嬉皮笑脸回一句：“重庆是重庆，青海是青海，得先保自家锅里的饭。”电话另一头瞬间沉默。那年冬天，他又偷偷将两列军需物资转给自己部队，还附送给陪都几箱麝香，换来几句话：“步芳够意思。”就这样，既保持“抗战身份”，又没真动元气。
真正的转折来到1949年8月。兰州城北，解放军炮声像闷雷滚进黄河谷。马继援站在钟楼，手里的望远镜抖个不停；远处火光映亮整条张家台街，青海守军开始后撤。几小时后，父子俩在机场草坪交谈——“留下就是死。”“走，也不知能走多远。”一句对话，决定了青海几十年的军阀局面宣告终结。两天后，运输机升空，机舱里除了一箱金条和几张委任状，还有他珍藏的《古兰经》。

飞机先落重庆，再拐向台北。可台北停留不过半年，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节节攀升，蒋介石对“青海王”渐渐疏远。1950年夏，马步芳拿到埃及签证，改投开罗。尼罗河畔，他包下一栋带马厩的小楼，早晨仍要听马嘶。邻居见怪不怪，只觉得这个华人老头脾气古怪，总让仆人擦拭旧军刀。
1956年，埃及同北京建交。外交处一纸通告，把他从安静的走廊推到尴尬的角落。逃避是不行的，他便去了沙特。沙漠夜空星子大得吓人，他却夜夜失眠。有人劝：“去麦加朝觐吧，也算给自己找个心安。”他点头，却坚持带上几位姨太太同行。

1957年4月的麦加清晨，黑石门前人潮涌动。当地阿訇扫视来客，目光扫到蒙面华人女子，神情陡变，厉声喝问：“这里是圣地，外邦人须按律而行，你怎敢带众妇来此！”马步芳尚未开口，阿訇扬手怒叱：“若不是顾及神圣，这掌已落你脸上！”尴尬凝固在空气里，随行警卫不敢动，他只得灰头土脸退回吉达。车上，姨太太哭声不断，他咬牙低声道：“天大地大，也无我容身处。”

此后一晃十八年，他把自己关在利雅得一座小院里，院墙外是柏油公路和新式灯柱，院墙内是旧式马鞍和发黄的军旗。1975年7月，72岁的他病倒，没有仪仗，没有号角，邻里只知“一个古怪老人去世”。院子被接管时，墙缝里翻出一枚青海官钱局的五圆旧票，纸面模糊，却依稀可见那行小字：平市通用。
青海高原重新进入新的行政秩序后，当年的货币混乱、募兵风波成了地方志里薄薄几页。然而翻开那几页，仍能看到一个人、一座城以及整个西北高原在动荡年代留下的深深齿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