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深夜，重庆渣滓洞监狱响起密集的机枪声。23岁的盛国玉一头扑倒在地，顺手把同伴的鲜血往自己脸上、身上抹。

没多久，特务们进来挨个验尸。一支枪托狠狠捅了她的腰——剧痛贯穿全身，她咬死牙关，纹丝不动。

就在这一刻，江对岸传来了隆隆的炮声——离重庆解放，只剩3天。

盛国玉1926年生在重庆垫江一个穷苦家庭。家里再穷也供她念书，1943年17岁从垫江简师毕业，当上了小学教师。

人生的大转折发生在1947年。21岁的她经亲戚介绍，嫁给了在重庆读大学的青年——余梓成。
按盛国玉后来的回忆，这位余梓成温文尔雅、体贴入微，会主动帮她劈柴、做饭、磨豆花。在那个"男人都是甩手掌柜"的年代，这简直是天降白马王子。

但日子一长她发现不对劲：丈夫行踪神秘，还经常带些"奇怪的书"回家。被她一逼问，余梓成才坦白——他是川东地下党。

盛国玉非但没害怕，反而跟着丈夫一块儿干。她虽然不是党员，却帮着送情报、传文件，认识了游中相、江志南这帮同志。

1948年10月，组织出了叛徒。地下党员游中相在重庆被捕，特务从他来不及销毁的一本笔记本上，发现了一个名字——盛国玉。

那年她22岁，离组织批准她正式入党，还差两个月。

1948年10月18日晚上11点。

盛国玉刚睡下，"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她惊醒。她拉开门，两个穿黑风衣的特务站在门口，恶狠狠地问："盛国玉在哪里？"

她怕连累房东，硬是往前一步："我就是。"

就这一句话，她被押进了渣滓洞——那个被重庆人称为"活棺材"的特务集中营。她被关进女牢二室的下铺。

她的上铺睡着谁？江姐——江竹筠，狱中化名江雪琴。

按盛国玉后来的回忆："我进去的时候，江姐已经浑身是伤，十个手指被竹签扎过，根本使不上劲。每次要上铺，她就用小手腕勾住扶手，我一边帮她往上推，一边掉眼泪。"

1949年11月14日上午，特务突然冲进牢房，把江姐带走，说是"换地方"。

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哪是换地方？这是赴死。

江姐却特别淡定。她让盛国玉帮她换上最好的衣服、围一条围巾，又向她要了面镜子，对着镜子把头发认认真真地拢了拢。临走前，她扶着盛国玉的肩膀，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就要解放了，一定要斗争到底。"

转身上车。

当天下午，狱里就传来江姐已被枪杀于电台岚垭的消息。

13天后，1949年11月27日深夜。

江对岸已经传来了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所有人都知道，离重庆解放只剩两三天。

就在这时，特务突然冲进来吼："要办移交了，统统起来穿衣服！"

没人哭，没人喊。整个牢房只剩下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

女犯被集中押到楼下的八号男监室。

门刚锁上，门口就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一群特务端着枪对着房间一通猛扫。

"砰！砰！砰！"

混乱中，盛国玉一边帮难友左绍英把两个孩子塞进床底下，一边自己往最里面的床铺扑。她飞快地抓起地上的血，往脸上、身上抹。

枪声停了。

特务进来挨个验尸。两个孩子被从床底揪出来，当场枪决。

脚步声越来越近，停在了盛国玉的身边——一支枪托狠狠捅了她的腰一下。

剧痛贯穿全身。她咬死牙关，屏住呼吸，连眼皮都没敢颤一下。

特务可能觉得她已经死透，转身离开。

但盛国玉还不敢松气——浓烈的汽油味很快灌进了牢房。

他们在放火。

火越烧越大，浓烟把盛国玉熏得忍不住咳嗽。她意识到，再不动就要被活活烧死。

她咬牙从一具具尸体上爬过，冲出牢门——走廊里空无一人，特务早撤了。

往哪儿躲？她想到了离八号牢房最近的男厕所。冲进去一看，粪池里居然还窝着两个男同志。她顾不上熏天的恶臭，一头趴进了尿槽。

就这样躲了一夜。

11月28日凌晨，附近的百姓看见渣滓洞火光冲天，跑来查看，把昏迷在尿槽里的盛国玉抬了出来。她又在深山里躲了两天，水米未进，发着高烧。

11月30日，重庆解放。她拖着虚脱的身体一路问到沙坪坝，碰上了一支学生宣传队，才被辗转送进高滩岩医院抢救。

那一夜的渣滓洞，180多名同志倒下了，仅15人活着出来。

盛国玉，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而她的丈夫余梓成，也死在了那场屠杀中。整个11·27大屠杀，白公馆加渣滓洞一共有300多名革命志士遇难。他们没能等到3天后的重庆解放，也没能等到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盛国玉回了垫江工作。监狱落下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35岁产下儿子刚满月就夭折，两年后冒死再生下女儿。

1996年，70岁的她被特批入党——替没能入党的丈夫了了那桩心愿。

2014年7月27日，盛国玉安详离世，享年88岁。

她每开一次口，就替那些再也说不出话的同志，重新活过来一次。

【主要信源】
《专访重庆大屠杀中脱险女志士：江姐就住我上铺》，中国新闻网，2011年3月22日
《渣滓洞女幸存者追述越狱经过》，中国新闻网，2012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