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秘书将资料抄写好后交给主席，主席看了之后直言说：你贪污了，这到底为何？
1928年深秋，寻乌县城灯火稀疏，毛泽东带着调查组刚进县委院落，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匆匆迎上前。她叫曾碧漪，身穿已经洗得发白的粗布衫，却把案头上码得整整齐齐的妇女统计报表递了过去。毛泽东扫了两眼，轻声说：“数据靠得住吗？”她挺直腰板答：“字字句句，皆见人心。”这一晚，调查组决定把这位擅长执笔、熟悉基层情况的姑娘留下。
同一屋檐下的夜谈很快让人忘记了性别与年龄差距。曾碧漪说自己在广州读书时，因听了蔡畅的演讲才知道“女人并非天生只配裹脚”，之后便跟随兄长曾昭秀走上革命路。她一度在南雄县主持妇女部，办夜校、劝女工剪辫改装，忙得脚不点地。寻乌形势紧张，她又带着几位姐妹摸黑去山村动员贫苦妇女入农协，白天是教员，夜里却要守卫岗哨，“一个姑娘拿枪站岗，像吗？”她边笑边问，却更像自问。

毛泽东看中她的笔力与胆识，让她以机要干事身份协助整理调查材料。纸张极缺，她把线装书拆了，一张一张裁开当稿纸。夜灯昏黄，她抄完一份《关于赣南土地问题的意见》，习惯性用炭条把两处错字抹黑再改。翌晨呈送时，毛泽东皱眉细看，忽而放下稿子，语气平静却分外尖锐：“你这算不算‘贪污’？”曾碧漪怔住。“贪污什么？”“贪污了两个字的原貌。”他指着那片被涂得乌黑的方格，“秘书的职责是让文字如实呈现，不能让后人看不到最初的真相。”一句半是玩笑却也刻骨铭心，从此她再未动过涂改笔。
机要室的门虚掩，外头炮声阵阵。1934年秋，红军主力被迫突围，人手紧缺。她主动请缨留守医院，照管三百多名重伤员。抬担架、熬草药、深夜搬迁，“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一定送出去。”她说得轻，却常在担架上垫着自己薄被。翌年春，她被捕押往吉安，面对审讯连用了三天沉默，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把她充作劳役。那段日子，她靠在墙根儿做针线活换干粮，暗中打探同伴下落，逢有机会便设法传递消息，一口闽南腔成了最好的掩护。

1937年冬，日机轰炸赣州。她在小旅店里接到一封薄薄的信，寄信人署名“子任”。短短几行字，却带来两个消息：古柏已洒热血于湘粤边，中央正在寻找方式接应她北上。丈夫殉国的痛，让她整夜未阖眼，可翌晨照旧将药品背篓驮在瘦弱肩头，转身投入韶关的产院，暗暗担任交通联络员。有人笑她混进医护队只为掩护自己，她没有解释，夜里依旧骑破单车在稻田间穿梭，把军需药箱送到游击队。
1949年11月，她接到北上命令，带着两个孩子从韶关踏上解放区卡车。车行至泰和山口遭遇塌方，长子古一民当场罹难，她右腿粉碎性骨折，被木板固定着进了南昌医院。翌年4月，拄着双拐抵达北京。丰泽园那间熟悉的小屋里，毛泽东扶她落座，先问腿伤，再问孩子。她眼圈一红，低声道：“丢了一个，找不到。”毛泽东沉吟片刻，招手唤秘书，“赶紧给组织部打电话，把寻人任务下到南方各地。”接着，他转向她：“身体要紧，帮我工作也得先养好自己。”

日子在忙碌中推移。1950年代初，全国妇联文件、中央机要往来、主席批示，皆要她誊录归档。她不再用涂改，每遇笔误便划一道细杠，旁注更正，以备日后查考。深夜电灯昏黄闪烁，她常想起当年那句“贪污了两个字”，笑自己颈椎都被那句话治好了。
1960年夏，她带着找回来的次子古忆民去北戴河休养。朱德元帅见着他们，高声道：“小曾来了！”正午沙滩上，毛主席步履缓慢，却执意挽着她走到礁石边。“忆民，你要记住，你母亲是老红军，你父亲也是英雄。”男孩先是拘谨，终被长者厚手抚了抚肩膀才露出少年人的笑。

此后十余年，她仍在安静的岗位上与纸笔为伍，偶尔进中南海汇报，更多时候隐藏在档案之中。1976年9月，天安门广场的黑纱迎风招展，她拄杖远远站定，沉默良久才转身。老同事说她那天像突然老了十岁，她却只摆摆手，步伐稳健地走下石阶，回到自己的案头继续整理旧卷——那些墨迹斑驳的纸页里，有她年轻时的字迹，也有革命年代未曾掩饰的底稿痕迹。
1997年冬夜，九十岁的曾碧漪在北京医院安静离世。病房柜子里，最醒目的仍是一卷破旧线装书， pages零散，却被她用细麻线重新缝成册；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字字句句，皆见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