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哨兵主动投降，审讯后才知：竟是早稻田大学高材生。

1939年深秋，苏北一处八路军游击区的夜哨听到了奇怪的脚步声，来的是个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一步一停。

等走到火堆边，他把枪轻轻放下，用还算流利的中文说了句：我是来找你们的。

战士们以为是奸细，捆了，连夜押到师部，审讯持续到天亮，这人不哭不闹，问什么答什么，最后翻译把记录递上去，敌工部干部盯着那张纸看了半晌。

眼前这个二等兵的履历栏里，赫然写着：早稻田大学，文学部。

一个本该在东京图书馆里写论文的人，怎么会扛着步枪站到中国的稻田里来？

这事得从1937年说起，那年日本国内发了一道总动员令，凡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一律编入预备役。

早稻田、庆应、东大这些名校的学生，被一茬一茬地从教室里薅出来，剃头、量身高、发军装，家里有钱有势的能想办法拖一拖，普通人家的孩子拖不起。

学生兵就这么上了船，运往华北、华中、华东。

他在国内学的是哲学，迷过马克思，也读过河上肇，后来他在回忆里说过一句话，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课堂里讲帝国主义的危害讲了一整学期，转头就让我穿上军装去帮帝国主义干事，这玩笑开得有点大。

刚到中国时，他被分在徐州外围一个小据点，任务是看守粮库。

他亲眼见到中队长把抓来的农民按在井台上，用刺刀比划着练习突刺，那个农民没哭，眼睛死死盯着他，像盯着一面镜子。

他后来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课本上读到的"侵略"两个字，原来是有温度、有气味、有声音的，他开始失眠。

在哨位上站岗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对着月亮发呆。

同班的老兵骂他：你这书呆子，到底当不当兵？他也不还嘴，第二天接着发呆。

1939年秋天，机会来了，他被调到苏北一带押运军需，沿途经过的村子十室九空，焦土上还冒着烟，他在一户被烧光的人家门口看见半截烧焦的童鞋，那一晚，他在野营的帐篷里没合眼。

天没亮，他就揣着一张地图溜出了营地。

地图是他偷偷画的，标着八路军游击区的大概位置，他赌的是中国军队不杀俘虏的传言，要是赌输了，无非就是死。

可留在那支军队里，他迟早也会变成那个练突刺的中队长。

走了将近一夜，哨兵端枪喝住他的时候，他把枪一甩，举手投降，审完之后，部队领导亲自来看他，送饭，给烟，递热水。

让他写一份自白书，写写为什么不打仗了，他想了想，写了八个字：耻辱在前，难以为继。

这八个字传到了延安，第二年，他被调去参加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筹建工作，那段时间，他在前线干一件最让日本军官头疼的事，夜里跑到日军碉堡外，用日语喊话。

喊什么呢？不喊政治口号，专挑日本兵的痛处喊。

喊樱花开了，喊妈妈在等你回家，喊你媳妇昨晚给你寄的信我看到了，要不要我念给你听？碉堡里有时会突然静下来，有时会突然响起一阵零乱的枪声。

打不准，也压不住那声音。

据日方战后档案统计，1941年之后，华中战区日军逃兵和"主动失踪"人数出现了明显抬升，一线指挥官在报告里写过类似的话，士气崩坏的根源之一，是"敌方的政治宣传"。

这些"政治宣传"，很多就是那位早稻田高材生和他的同伴们干的。

后来呢？他活到了战后，1946年随新四军北撤途中负过伤，回日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已经是个中年人。

他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日本社会那时候并不欢迎"赤化"过的归国者。

据知情人回忆，他晚年靠教中文糊口，住在东京郊外一栋租来的小房子里，桌上常年摆着一张八路军的合影。

有人去采访过他，问他后悔吗？

他想了很久，没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那时候选择不多，但选了的事，没法重来，记者又问，您当时其实可以不投降，可以装病、可以装疯、可以等战争结束。

他笑了一下，窗外正下着小雨，他端起茶杯，没说话。

信息来源：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及其活动》，2015年9月。
人民网·环球人物：《寻访日本八路15年》，2015年9月16日。
新华网：《"日本八路兵"讲述在中国军队里的幸福时光》，2017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