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误矣！若是如《苏东坡传》所说，那真是小看了苏东坡。王安石的祭文，是苏轼替皇帝代拟的，这便是《王安石赠太傅制》。那么，苏轼会不会在文中夹带“私货”呢？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林语堂认为苏轼要“寓贬于褒”，“只是赞美王安石富于巧思”，而贬其“妄自尊大欺人欺己”。

那么，是在文中哪些话中体现出来的呢？
林语堂认为，文中的“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述，作新斯人”，这句话暗含责难之意，但又让人看不出来“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苏轼便是这样在这种非常正式的文本中，夹枪带棒，同时又让人看不出来。

林语堂的这种认识，其实是看低了苏轼。
苏轼是这种小家子气的人吗？

苏轼与王安石虽说是政见不同，其实两人并无私恨，况且，俩人私交也不错。而且，在苏轼身陷囹圄之时，王安石还出手相助。并且，在王安石退出政坛后，苏轼在亲到南京看望，俩人相谈甚欢。若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两者之间作选择，苏轼恐怕更亲近王安石。虽然他也骂这个“拗”宰相有些专断。

对于王安石这样一位“英特迈往”（陆九渊语）之人，苏轼实在没必要也没动机在王安石死后“寓褒于贬”，特别是在祭文盖棺论定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