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曾深刻分析日本侵华为何未能取胜，指出他们在战略上曾犯下两大严重错误导致失败？
1944年秋，东京大本营的作战图上插满小红旗，却没有哪位将领敢给陛下一个“速胜日期”。中国辽阔的国土、层叠的山河，连同正高涨的抗战决心，像无形锁链紧紧缠住日本军部的算盘。远在陕北前线的李宗仁此刻已看出，那副算盘里从一开始就埋了两颗隐雷。
日军的第一个致命错觉，在于把这场战争当成一次放大版的殖民远征。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后，东京街头的报纸断言“三个月必定解决中国事变”。三个月过去，北平、天津虽被攻占，战火却从华北一路烧到长江。南京失守当天，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已悄然西迁武汉，长江、汉水、湘桂群山变成新的火线。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近四亿且正经历民族意识觉醒的国家，这种“大兵压境就能立刻迫降”的设想注定要摔得粉碎。
战线被迫深入之后，第二颗雷也随之爆炸——逐次增兵、分段行动的“节约主义”策略。日本陆军常备不过30万，统帅部却把兵力拆成一块块“可控分量”，今天抽两万去上海，明天拨三万打山西，每到关键战役才临时拼凑。表面上似乎步步为营，实则难以形成决定性突破。

1938年春的徐州会战便是鲜明例证。日军集中14万余人，试图围歼第五战区。李宗仁洞悉其侧翼单薄，果断指挥部队穿插突击，再配合炸开黄河花园口，顷刻间洪水切断敌军后勤。他拍着地图对参谋说：“他们把兵像麻雀撒一地，怎么可能一口吃掉这么大的庄稼？”会战结束时，日军虽占住了城池，却损失过半精锐，油弹储备更是见底，被迫就地停滞。
陆海军的派系掣肘，让集中兵力的困难进一步放大。海军看重江海通道，陆军执念于铁路线与据点，两个机构常为优先级争执不下。一次作战会议上，海军少将冷笑：“你们要人要炮，就别来抢我们的燃油！”陆军中将回敬道：“没有陆上推进，你们守得住一条河口？”双方僵持半日，结果仅把原定的机动兵团又拆成数支。文件记录者在页边注了一行小字：“各自为战，罔顾全局。”
有人或许会问，日本何不学德国打一场“闪电战”？事实上，东京确曾派团赴柏林取经。调研报告强调“集中兵群、速决战术”，回国后却被束之高阁。原因无他，陆军怕被海军抢功，海军又担心自己变成陆军后勤，两虎相争，结果谁也未真心推动整体改革。

外部压力雪上加霜。1941年，美国石油禁运落下闸门，太平洋航线上运回的燃料无以为继。华北战场的装甲部队不得不减少出动，许多师团改用马拉辎重，行进速度骤降。补给线越拉越长，油料、药品的损耗率却成倍攀升。短短几年，日本已经从“适度推进”沦为“见招拆招”，而“招”越来越少。
再把目光移到山西。阎锡山在太岳山区采用“堡垒配合游击”的打法，三年打下去，日军连一条像样的运输道都没彻底掌控。云岭、吕梁，前脚刚插上太阳旗，后脚山风一刮又飘来八路军的号角。这里的山，一峰连一峰；这里的民众，白天劳作，夜里搬运弹药。日方战报统计，大批兵力被迫留在山区担任守备，前线却得不到增援，这正是分兵策略带来的恶果。

诺门坎的惨败，更让陆军高层意识到北进无望。可当目光转向南洋，新的消耗又在等着它们。1944年发动的“一号作战”，尽管连下长沙、衡阳、桂林，却无法阻止铁路线被频繁炸毁。敌后武装常在深夜把枕木敲散，清晨又隐入山田。日军工兵连重铺的速度，追不上破袭的锄头。
“他们像拿钝刀去削一座铁山。”李宗仁在战区会议上摇头叹道。失之战略的刀，再锋利也难斩断中国军民的动员网络。到1945年，敌军在华兵力逼近百万，却仍旧顾此失彼；苏军自北铁流滚入东北，太平洋岛屿灯火陆续熄灭，日本已被榨干最后一滴油。
回看这八年，日方的两大战略误区如同不断裂开的冰缝：低估对手、分散兵力。冰缝起初只是一丝细纹，后来成为无法回填的深谷。纸上演习的胜利终究敌不过山河与人心的合力，这一点，在徐州的硝烟中早已写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