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给蒋介石开了10年飞机的衣复恩，突然被捕，并且被关了1066天，出狱后，他却一脸疑惑：“为什么关我，是我说错话了？”
铁门关上的那一刻，衣复恩并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多久。1966年9月9日，他接到军法局通知，说只是过去谈话。
一个空军中将，一个曾经长期给蒋介石夫妇开专机的人，没有多想就去了。可这一次，他没有像7月那次一样回家。

一句“暂时不要回去”，让他在新店看守所里待了1066天。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他最初并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罪名，也没有马上进入正式审判。
外面的人只知道衣复恩不见了，家里人焦急，却无处问明白。对衣复恩来说，这不是普通牢狱之苦，而是一种更难受的茫然。
他不是小人物。抗战时期，飞行员本来就是稀缺人才，能给最高层驾驶专机，更不是单靠胆子大就行。
1943年起，他开始为蒋介石夫妇执行飞行任务，后来担任“美龄号”“中美号”等专机机长。飞机在天上飞，地面的人看不见风险。
那时的专机条件远不如后来，天气、航线、机械故障，每一项都可能出问题。衣复恩能多年承担这类任务，说明他的技术和稳定性都被认可。
1949年前后，局势急变，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地区，衣复恩也在这条重要航线上扮演了角色。对蒋家来说，他不只是飞行员，还是见过许多关键时刻的身边人。
宋美龄对衣复恩也颇有好感。她曾送过他一块瑞士名表，上面有“安全第一”的意思。
这样的小细节，放在平时只是信任和嘉奖；放到后来再看，却多了一层复杂意味。到了台湾地区后，衣复恩继续在空军系统任职，位置越来越重要。
他接触的不只是飞行，还包括情报、侦察、对外合作等事务。黑蝙蝠中队、黑猫中队这些带有高度机密色彩的任务，都与当时台湾地区空军和美国方面的合作有关。
1964年以后，蒋经国在台湾地区防务系统中的影响力增强。衣复恩被调到计划次长室工作，对一个习惯了机场、航线和任务的人来说，坐办公室、看密件、守规矩，显然不是轻松差事。
真正的风波，从一件工程案开始露头。军法局最早询问他的，是桃园U-2棚厂工程。
对方怀疑其中有利益问题。衣复恩认为，工程设计、经费和很多流程都有美方因素，自己并没有从中拿钱，也没有做亏心事。
所以7月那次谈话，他很快就回去了。可是到了9月9日，情况变了。
衣复恩后来回忆，自己在看守所里并没有遭到粗暴对待，吃穿不算差，看守也没有刻意为难，可这种“没被打、没被骂”的日子，并不代表好受。最折磨人的，是没人告诉他到底错在哪里。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只能读书、锻炼、沉默。原来习惯在天空中掌控方向的人，突然被困在固定的墙内，只能等一个没有期限的结果。
这样的反差，比身体上的苦更难熬。外面也不是没人替他说话，周至柔、俞大维、蒋纬国等人都曾关心过他的事，美国方面也有人想了解情况。
但这些努力没有马上改变结果，衣复恩像被夹在一张看不见的网里，谁都知道他身份特殊，却没人能把事情摊开讲清楚。他开始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说错过什么。
有一次在空军俱乐部聚餐，他谈到“反攻大陆”的现实困难，意思是连F-104战机零件都要等很久，装备保障跟不上，真要打仗谈何容易。这话放在私下聊天里，像是军人的牢骚；可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就可能被听成动摇信心。
衣复恩后来怀疑，自己可能就是因为这类话惹了麻烦，一个身处机密系统的高级军官，说话比普通人更危险，说者可能只是感叹，听者却可能放大成态度问题。还有一条线索，和U-2照片有关。
当年陈诚身边有人请衣复恩提供几张U-2空照资料，衣复恩照办了，他后来意识到，这类资料层级极高，哪怕是熟人之间传递，也应该先报告。问题是，当时他未必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
偏偏，蒋经国也可能注意到了这件事。一个掌握机密资料的人，和不同高层之间都有联系，在权力逐渐重整的时期，很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更复杂的是衣复恩与宋美龄关系不错。台湾地区高层内部本来就有不同人脉圈子，衣复恩因长期服务蒋介石夫妇，被外界看作接近宋美龄一边。
后来有人认为，他的遭遇不只是工程案，也不只是几句牢骚，而是卷进了高层人事和权力调整。这种说法无法把每个细节都钉死，却能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案子拖了那么久，罪名却始终模糊；为什么关了近三年，最后又用已经羁押的时间抵掉刑期。
1970年，军法方面正式判他三年。可他已经被关押近三年，所以不用再回去服刑。
这个结果看似有了结论，实际上仍留下更大的疑问：既然事情严重到要羁押那么久，为什么迟迟不清楚说明？既然判了三年，又为何刚好被羁押时间抵掉？
衣复恩想不明白，家人也想不明白。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他还恢复过空军中将身份，直到1989年才正式退伍除役。
如果他真犯下无法原谅的大错，这种安排又显得矛盾。正因为如此，他一生都把这段经历看成难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