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上海资本家“作乱”事件，总理及时指示后，陈毅当场发怒表示绝不再手软！
1949年仲夏的晨雾尚未散去，黄浦江面汽笛声此起彼伏，旧上海遗留下来的洋行招牌在微光中倾斜，陈毅的吉普车沿着外滩缓缓前进。银行门口排队兑换银元的长龙，把这座新近解放的城市堵得水泄不通。站在车旁的许涤新低声提醒，新政权的第一道真正难题不是枪炮，而是账本。
与人们后来熟知的“怒斥”场景不同，最初的几周里，市委办公室的窗户常亮到深夜，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工厂机器重新转动。为了稳住人心，陈毅带着夫人张茜走访十多家工商业者，一桌海派菜肴吃到凌晨。席间，荣毅仁举杯试探：“听说政府准备接管所有企业，可有此事？”陈毅摇头，轻言慢语：“只要合法经营，没人夺你们饭碗。”短暂的默契在酒杯相碰间达成，市场很快恢复了些许烟火气。

然而好景不过百日。1949年年底，银元对人民币突然跳涨十倍，码头仓库堆满被囤住不出的棉纱和大米。有人背后操纵汇率，有人暗中高价囤货，外滩再度陷入投机狂潮。邓小平在华东局会议上分析：币制之争，本质是政权之争。陈云则日夜盯着物资调度表，用“两白一黑”平抑物价：棉纱、大米、煤炭直接由中央低价倾泻市场。
“陈市长，汇率不过几天就会回落。”
“回落还是深坑，要看咱们谁的算盘更硬。”

对峙的地点在淮海中路一间会议室，资本家代表自信满满，陈毅却摊开最新统计：银元流通量暴增，人民币被挤出市场，百姓生活受累。三天后，上海证券交易所被查封，幕后操盘手被拘，对于还幻想观望的人，这是一记闷雷。
紧接着爆发的抗美援朝，把矛盾推向锋刃。1950年末，大批军用棉服药品从上海启运，前线很快传来回电：棉服面料掺了废纱，止血粉换成淀粉，严寒中不少志愿军受冻。彭德怀怒不可遏，电报直达上海：“查清责任，给前线一个交代！”

调查组在吴淞的一家工厂里发现账本，利润率高得惊人，而质检章却是伪造的。面对铁证，厂主辩解：“材料紧缺，总得留条生路。”陈毅当场拍案：“留生路可以，留下命案谁负责？”停工潮随即蔓延，数十家企业试图用关门来迫使政府让步。
1951年11月，陈毅北上请示。周恩来听完汇报，手指轻敲桌面，给出明确态度：物价、税收、质量，凡触及国计民生者，必须严惩。返沪列车凌晨抵站，陈毅直接去了市公安局布置行动。第二天晨报刊出通知——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重点审查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经济情报。

审计小组进驻仓库、账房与车间，厚厚一摞卷宗揭出惊人数字：偷税金额可购置两千门迫击炮，私存金条足以养活一个师半年口粮。昔日意气风发的沪上巨商在审讯室里低头书写悔过书，一些严重违法者被移交法院，其中数人被判极刑。震慑之下，停工厂房纷纷亮灯复产，棉纱与粮食重新流入市场，汇率稳在政府限定区间。
运动结束时，市府大楼的钟声敲过午夜，街口小贩摊上的热汤面仍旧飘香。上海没有因为强硬手段而停摆，反而以更快速度恢复了商业秩序。资本家们或入公私合营，或主动上交企业，曾经围绕利润的暗战被纳入明面规则。经济治理的试探、较量与整合，在黄浦江畔留下深刻刻痕，也为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出一道不可逆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