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说，1979年，我出生在江西南昌。我们家是个重组家庭，父亲带着大哥和二姐，母亲带着大姐，后来又有了我。因为我是他们结婚后唯一亲生的孩子，可能是这个原因，家里几个孩子犯错，挨打的总是我。

南昌城南的老巷子里，有个垃圾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瘦小的男孩总被妈妈和姐姐领到那里，指着锈铁皮盖子说：“瞧见没，你就是从这儿捡的。”

男孩信了，每次路过都哭，拼命表现得乖巧，生怕哪天被塞回那个散发着馊味的桶里。那个男孩是邓超，那年他可能五六岁，也可能七八岁。时间模糊了，但恐惧清晰如昨。

他出生在1979年，南昌一个重组家庭。

父亲带着大哥二姐，母亲带着大姐。他是这个临时拼凑的家，唯一的共同血脉。这身份像道符咒。几个孩子闯了祸，挨打的永远是他。

板子一下下落在屁股上，不是因为他最顽劣，而是因为他是“安全”的——父母不敢动带来的孩子，怕伤了和气，怕这好不容易凑成的家散了。

那份小心翼翼，从父母落到他身上，变成了一种钝痛。他从小就得学会察言观色，在兄弟姐妹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不敢任性，不敢撒娇，像只警觉的猫，在屋檐下学习生存。

但孩子终究是孩子。小学时的他，是耀眼的。

成绩顶尖，年年三好学生，跳远、短跑冠军拿到手软。父母看着他，眼里有光，觉得清华北大的路已经铺到家门口。可到了初中，那股憋着的劲儿忽然炸开了。

他开始疯狂地“找自己”：打耳洞、染一头彩发、留起小辫子、打架、逃学，一头扎进烟雾缭绕的迪厅。

香港电影里那些快意恩仇的“古惑仔”，成了他想象中的模样。他白天逃课，晚上在舞池里扭动，骗家里说在用功。

纸包不住火。父亲逮住他，一顿暴揍。少年那点可怜的自尊碎了一地，愤怒压过了恐惧。他揣上攒下的钱，跳上了南下广东的绿皮火车，头也不回。

在广东的舞厅，他凭着灵活身段当上了领舞，一月能挣一两千。

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能飞了。他不知道的是，家里的父母几乎急疯。他们揣着所有证件，像大海捞针一样，翻遍了广州、东莞的每一家舞厅、每一个迪厅。

某个深夜，他表演完，走进电梯旁大堂，猛地顿住脚步。两个身影蜷在角落的椅子里，憔悴，头发灰白，眼神却死死盯着入口——是他爸妈。他们没骂他，父亲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跟爸回家。”

那一刻，所有的叛逆、委屈和逞强，瞬间崩塌。他跟他们回了家。从那以后，他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听话地去考江西省艺术职业学院，先报美术班，没考上。隔壁话剧班招生，他被推着上去，随口唱了首流行歌，跳了段迪斯科。结果，被录取了。命运的齿轮，就在这稀里糊涂的一转中，咔哒一声，咬合上了另一个轨道。

刚进话剧班，他那头五颜六色的头发和小辫子，没少引人侧目。有人在他背后喊“姑娘”，他一回头，能吓人一跳。

是班主任邓学东老师，替他挡下了所有闲言碎语，把他捞出了那个自我放逐的怪圈。他开始真正学习表演，每天泡在排练场，练台词、排小品。那些从小压抑着、没处安放的细腻感受，仿佛找到了出口。

1998年，他如愿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自此沉浸于戏剧世界。

在同学眼中，他痴迷表演，废寝忘食，是当之无愧的“戏疯子”。他被称作 “戏疯子”，毕业大戏《翠花上酸菜》中一人分饰两角，甚至反串女装跳起钢管舞，台下笑成一片，也让他正式叩开了演艺圈的大门。

2003年，《少年天子》里的顺治皇帝让他一炮而红。

从此，角色成了他的另一重人生。演《烈日灼心》里赴死的警察，他主动要求真实静脉注射生理盐水，演到休克，导演都慌了神。

为拍《影》，他先增肌二十斤，再狂减四十斤，瘦到脱相，免疫力崩溃。有人问他图什么，他似乎没想过答案。他只是觉得，要把魂儿交给角色。

2010年，他和孙俪结婚，后来有了等等和小花。

抱着女儿的时候，他忽然懂了。懂了当年父亲举起又放下的巴掌，懂了重组家庭里那份笨拙到近乎冷酷的“公平”。

父母用委屈他的方式，去缝补一个拼凑的家。那份爱，走得弯弯绕绕，落了灰，却实实在在。如今他自己也成了父亲，才明白那种怕孩子走错一步、又怕失了分寸的焦虑。他与童年和解了。

有人问他，老上综艺，会不会丢了演员的本真？他大概会笑笑。如今的他，依然在片场折腾，依然敢为一个角色把自己逼到绝境。

他好像始终攥着一团火，一团从那个“垃圾桶”的阴影里、从迪厅的喧嚣里、从无数次摔打和原谅里，最终烧起来的火。

他不看结果，只在乎这一刻，演得是否尽兴，活得是否有趣。那团火，从1979年的南昌燃起，穿越了叛逆的黑夜与成名的璀璨，至今未熄。它照亮过角色，也终于，彻底照亮了他自己。

信息来源：《中华文摘》文章：邓超：这圈挺好2009年11月18日15：38　来源：中国新闻网